英国宪政史：从《大宪章》到《权利法案》现代契约文明如何取代权利斗争(3)

2017-06-22 13:20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搬山道人手机版

　　封建制下的君主权力再大，也只是国内最大的封主而已；封主的权利足以压倒封臣，但是他毕竟还是要履行自己的契约义务。虽然契约关系在实体上不平等，但双方能够形成法律上的互惠关系本身表明一种基本的地位平等；封主仍然负有一定的法律义务，封臣则拥有一定的法律权利，因而双方在不平等的契约面前仍然是平等的。法律地位平等的前提是双方实力的相对平等，而社会利益的公开较量也表明实力对比的相对平衡。至少封建国王的力量不如中央集权专制那么强大，因而不能要求贵族无条件的臣服。譬如在《英国的法律与习惯》一书中，13世纪的王室法庭法官布莱克顿指出：“国王必须服从上帝和法律，因为法律造就了国王。”一旦和国王发生冲突，英国贵族总是试图用法律高于国王的理论限制王权。事实上，在近代西方，契约本身关系正是在不同社会利益的公开斗争甚至战争中逐渐形成的，而这在中央集权制下几乎是不可能的。

　　相比之下，中国历代皇帝永远是至高无上的；至于皇帝是否要守法、合宪，并不是一个那么有意义的问题，因为无论在理论上究竟应该权大还是法大，既然最高统治者的实际权力是不可质疑、不可制约的，因而实际上很难保证最高权力受到基本法律约束。在中国也不可能发生贵族反叛皇帝的事情，因为我们从来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叛国之罪。虽然孟子也表达过“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君为轻，民为贵”之类的民本主义理想，但是中国从来没有一个超然中立的判断者来判断某个统治者究竟是桀纣还是尧舜；最后还是皇帝自己说了算，而他显然不会否定自己的统治。因此，中国从古至今一直盛行最高权力信仰。这一信仰的自然后果是，任何时候都只允许一个最高统治者，所谓“一山不容二虎”。每当王朝末世、民不聊生之时，便发生农民起义，而起义者成功之后便取而代之，自己做起皇帝来，照样是一朝不容二主。即便偶尔发生分裂，出现了多个国家、多个“皇帝”，也不过是各自占地为王、实行分治，而任何特定地域都只有一个最高统治者。在同一个社会中，我们从来没有在最高层次上通过政治斗争产生妥协，最后产生一部界定各自权利义务的契约——不仅历朝没有，而且近代也没有；革命党不仅没有和清王朝妥协，也未能和袁世凯及大小军阀达成妥协，最后通过“北伐”消灭了各地军阀，实行严格的一党统治；抗战结束后，国共也没能达成妥协，最后还是通过内战决一胜负。这就是中国政治斗争的一贯模式。

　　既然不可能通过利益集团的斗争达成妥协，这种模式造成了守旧或革命的两个极端。先是礼制的因循守旧，等到古礼完全过时了，又通过政治和文化革命将其一脚踢开，导致中国社会此后在道德真空和政治失序中经历长期动荡。如何从权力崇拜过渡到契约社会，仍是摆在当代中国面前的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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