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大审判是一场怎样的审判(7)

实际上，法治最根本的精神深藏于宗教智慧之中，因此就象西方的法治传统与西方基督教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样，人类试图寻求全球和平的可能，寻求共同的规则也只能深入到宗教智慧中。没有一个全人类共同接受的信仰体系，共同的规则就不可能。

1993年8月28日至9月4日，在芝加哥召开了包括几乎每一种宗教的6500人参加的世界宗教议会大会，第一次提出并且制订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宣言认为，“只依靠法律、常规和惯例，无法创造或强加一种更好的全球秩序…没有道德的权利不可能持久，而且没有一种全球伦理，便没有更好的全球秩序”。人类已经向着和平共处的共同伦理基础迈进了一大步，《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提出四项基本原则：“1、坚持一种非暴力与尊重生命的文化；2、坚持一种团结的文化和一种公正的经济秩序；3、坚持一种宽容的文化和一种诚信的生活；坚持一种男女之间权利平等与伙伴关系的文化。”这种努力是可喜的，但是不可否认，这些原则要真正落到实处还需要时间，而且与国际法制订规则类似的是，全球伦理宣言为了打破宗教信仰的彼此隔阂，避免宗教纠纷而不能向全人类推荐(而非强加)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尽管全球伦理宣言是在各大宗教共同认同的四个宗教诫命(不要杀人、不要偷盗、不要撒谎、不要奸淫)基础上提出，但是难以回避的是许多宗教的教义经常自相矛盾。三大宗教中都多少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当任何一个宗教，在其教义内部本身尚未取得统一的情况下，上述诫命延伸出来的伦理准则就不可能被广泛认同，因此，值此全人类都有可能寻找新的宗教信仰的时候，如果有人或者组织创立一种新的教义统一、充满仁爱精神的宗教信仰也许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因为毕竟人类的大部分是有宗教信仰的。但是，即便如此，世界上还有无宗教信仰的民族，要让他们成为宗教信徒，本身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真正的统一信仰并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说，既然信仰不可能统一，那么伦理就不可能统一；伦理不可能统一，那么实践的万民法就不可能真正存在。

尽管纽伦堡审判没有给世界带来预期的希望，但是，它毕竟开创了一种先例，这种先例的价值是永恒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它第一次在敌对的各国之间践履万民法(而不是象巴黎和会一样的分赃)，给这个愚蠢的世界留下一线曙光。

2、底线伦理：良知拒绝恶法

1961年，美国好莱坞出品了获得奥斯卡四项大奖的电影《纽伦堡审判》，该片讲述了三个大夫因为执行命令而给犹太人施行断种手术，从而被检察官起诉的故事。这部影片最终要表现的是在一个集体性的罪恶中，个人到底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多大的责任。纽伦堡审判确立了一项重要规则即上文提及的反人道罪罪名，在这项规则中表明了这样一个思想，“战争发生前或战争期间对于任何平民的非人道罪行或是迫害，无论它是否违反犯罪所在国的法律，只要该迫害属本军事法庭判决权限之内或与之相关，均属此罪。”其中“无论它是否违反犯罪所在国的法律”直接涉及到作为某个国家的国民是否必须遵守其本国的一切法律，按照法律实证主义的思路，公民应当守法，因此就应当遵守所有的法律，无论法律是不是恶法。实际上，这不仅仅是许多不懂法律的人的看法，也是许多法学家的态度。尤其在一些法治传统非常稀缺的国度里，自然法还根本没有成为人们普遍共识的时候，人们容易不遵守或者仅仅把自己当成遵守法律的机器，前者的不遵守现象往往是因为如果遵守将对自己不利，尽管法律是正义的法律；后者的遵守行为往往是因为遵守会给自己带来利益，或者虽然不会带来利益，但是遵守法律就不会失去既得的利益，尽管从良心上来衡量，他们遵守的法律是邪恶的法律。持这种态度的法学家们是从秩序稳定的目的出发，认为如果允许人们拒绝法律，将导致失序，他们认为为了秩序可以牺牲正义，唯一的校正办法是从立法权入手，将原有的恶法废除，但是这样的思路并不能解决恶法被废除之前的行为准则问题。因此，这样的理论不能对类似于纳粹党徒们的行为判处罪行，因为德国迫害犹太人是在制定法的法律范围内的罪行，这正是德国人的普通民众之所以大规模迫害犹太人的原因。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罪恶能够得到法律保护，是法律要求他们犯罪的，如果谁有罪，那就是法律有罪而不是具体犯罪的人有罪。在这种荒谬的逻辑下，法律成为了目的，而人反而成了手段，但是实际上真正的目的却是某些特别的人需要满足自己的邪恶欲望，法律是他们的手段，执行法律的人则是他们的手段的手段，因此最终无论执行法律的人还是被迫害的人都成为那些特权者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