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大审判是一场怎样的审判(5)

这些罪行无一例外地经过了共谋和策划，因此，从纽伦堡审判确立的法理来说，整个纳粹集团应当对此负责，具体执行计划者，上到将军，下到普通士兵，甚至参与了犯罪的一般民众也要对自己的罪行负责。单以上述第五项罪行而言，从1942年3月到1943年11月，德国人屠杀了大约200万波兰犹太人，而在整个二战期间，欧洲总共有大约600万犹太人死于纳粹的屠刀之下，光艾希曼执行“最后解决方案”就策划并且完成了约200万犹太人的屠杀。

纳粹的暴行如此罪恶累累，用罄竹难书都是无法形容的，对于这样的罪行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审判，它就可能被遗忘，因为很少人会愿意在未能定罪的情况下，还去有意识地回忆。因此，杰克逊大法官的创造性罪名给所有这些罪行找到了最恰当的归宿。正如杰克逊法官在法庭上的起诉时所阐明的：“没有哪半个世纪曾经历了如此大规模的屠杀，如此的残酷与非人道，如此大规模地将人们放逐到奴役的状态，如此灭绝少数人种。…我们起诉非法的侵犯，但我们不审判他们的动机、企图或失意，尽管这些都有可能使德国利用侵略战争作为策略手段。…对德国或其他国家…寻求扩张的这种行为，我们要说它是非法的、犯罪的…”他要起诉的是纳粹的公开罪行，而不是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种族主义理论，而是他们赤裸裸的犯罪行为。他就是要让人类决不能忘记曾经有过的罪恶，这些罪恶就是指具体的犯罪行为。当这些行为发生在无组织的个体身上的时候，人类自古以来的法律都认为是犯罪，可是，人类不曾有过象纳粹这样邪恶的总体策划和全民参与，如果法律不能对这样大规模的罪行作出正义的判决，人类将没有资格再声称自己是文明的，而是野蛮和不配生存于世的低劣种群。因此，纳粹的罪行在纽伦堡审判这一意味深远的法理念支配下，被前所未有地审判，将人类历来难以应付的“法难责众”问题极富智慧地解决了。

四、人类文明的曙光：“公平决不意味着软弱”

人类的历史，战争连绵不断，但是象二十世纪这样经历两次灭绝人性的大规模战争却是空前的。20世纪上半叶的两个20年，两次世界大战留下的是一份死亡遗产，其死亡人数超过了古代或中世纪历史上发生的任何战争中被卷入的全部军队人数的总和。许多人对人类的前途不再担忧，因为他们已经完全绝望了，我们可以从无数杰出者的身上看到这种绝望。著名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于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的2月22日当天自杀，他在遗书中写到：“在我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对我说来业已沦亡和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自我毁灭之后，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了。…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他们在漫长的黑暗之后还能见到朝霞!而我，一个格外焦急不耐的人先他们而去了。”纽伦堡审判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告慰这些人类良知的英灵，告慰几千万被无辜杀害的亡灵，它的意义在当时就已经被许多人认识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伟大意义弥久愈新，日益突显出价值，而成为人类非理性历史中理性和正义的新标志，尽管“自纽伦堡审判以来，几乎所有对战争罪的审判都是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而且，这些审判是由个别国家而不是国际机构主持的。”，尽管“在纽伦堡执行处决后不到一个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了九五(1)号决议，确认‘纽伦堡法庭宪章认可的国际法诸原则以及国际法庭作出的宣判’。实际上直到昨天，这些原则和宣判仍然不过是原则罢了。它们从未被应用于任何国家或任何个人。”如果说这是纽伦堡审判未能发生预想效果的证据的话，这只能证明人类嘲笑了自己，人类在继续非正义的战争，却没有能力在世界范围内以正义的规则阻止战争，这不是纽伦堡审判的失败，而是人类自己的失败。纽伦堡审判毕竟为全球的和平共处确定了规则，而且当今世界已经开始艰难但努力地接受它了，无疑，它是人类有历史记载以来最重要的审判，它所留下的丰富的国际法理论和实践的遗产，至今仍有很高的价值。

1、应该，但不可能的万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