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大审判是一场怎样的审判(2)

以下各组织被宣判为犯罪组织：德国政治领袖集团、秘密警察和保安勤务处、党卫队。德国内阁、参谋总部及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冲锋队则被宣告无罪。

法庭宣判完毕后说明，不服判决者可在四天之内向盟国和德国管制委员会提出上诉。

1946年10月1日下午，纽伦堡法庭正式闭庭。

退庭之后，里宾特洛甫、弗兰克、赛斯·英夸特、席纳赫、斯佩尔、邓尼茨六人先后上诉，请求减刑。雷德尔、约德尔和戈林则上诉请求改绞刑为枪决。但上诉均被驳回，法庭一律维持原判。

行刑日期定在1946年10月16日。

纳粹头号战犯戈林因成功地服氰化钾自杀而侥幸未上绞架。戈林刚刚投降的时候，还被美国军人看成战场上的老朋友而待遇优厚，他还以为自己是个高级降将，不会有什么麻烦，过不久就会出狱。因此当他得知要接受审判时，采取了完全对抗的姿态，被判处死刑的结局是戈林起初时做梦也没想到的。战时的波兰总督弗兰克也曾经误以为自己会得到厚待，甚至以为自己的日记对盟国有贡献，可以高枕无忧，但是审判的结果甚至使他为自己的罪行憎恨自己，从而产生了发自内心的真诚忏悔。

1946年10月16日1时11分，里宾特洛甫充当了第一个上绞架者。随后，罗森堡、凯特尔、施特莱彻、约德尔、约克尔、弗兰克、伏里克、卡尔登勃鲁纳、赛斯·英夸特也依次被送上绞架。

到2时许，十一名死囚全部结束了罪恶的生命。

二、程序正义：“它必须是一个真正的审判!”

为了收集指控欧洲战场上战争嫌疑犯的证据，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15个国家(没有苏联)成立了联合国战争罪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43年10月26日在伦敦首次召开会议。随后，1943年11月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发表《莫斯科宣言》，宣称战争结束以后将对战争罪犯进行审判，二战结束之后，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国内倾向于对纳粹战犯进行严格程序下的审判，1945年1月22日，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司法部长向罗斯福总统建议，他们认为虽然德国无条件投降之后，联合国能够无须审判就处死希特勒、希姆莱等纳粹罪犯，而且这样做有明确、迅速处理问题的优点，但是，它违反了联合国通行的基本正义原则，并且将促使德国人转移罪犯，最后只有极少的罪犯伏法。因此，“我们认为，公正、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方式在于使用法律手段。在审判之后，宣告这些罪犯有罪，才能进一步最大限度地赢得我们这个时代的公众的支持，并且赢得历史的尊重。除此而外，使用这种法律手段，将使全人类在未来的岁月里，能获取研究纳粹罪行与犯罪程度的真实记录。……要通过国际军事委员会，或是由联合国中的相关国家首脑制订的现行协议而组成的军事法庭，对这些要犯进行审理。…这样的法庭，可以由4强指定的人员来组成，这4强即英、美、法和苏联，当然，其他同盟国也可指定人员参与。”因此，虽然英国政府认为“不需要审判的处死是最可取的办法”，经过协商，同盟国最后一致同意按照相应的法律程序审判德国战争罪犯。

为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代表美国的主要起诉人，他成为纽伦堡审判的首席公诉人，而且在整个纽伦堡审判过程中，不夸张地说，审判基本上按照杰克逊大法官拟定的思路进行，杰克逊十分清楚自己的角色和重任，也知道自己将对这个世界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因此，杰克逊甚至想到了在他百年之后必须有人为他在纽伦堡审判这一史无前例的审判中行为的正义性辩护，以至于他将儿子杰克逊中尉招募到身边工作。正如《纽伦堡大审判》的作者约瑟夫·E·珀西科对杰克逊大法官的评价——“杰克逊已经开始确信，对战犯的审判不应仅仅标志着权力优胜者的胜利，而且还是道德优胜者的胜利。他现在所处的地位，使他有可能对未来施加影响，未来的侵略战争将不再被顺从地视为极度激化的政治行动，而是将它当作犯罪，将侵略者当作罪犯。那将是文明史中最大的飞跃。确实，这将超越他以前所做的任何事，包括他在最高法院的工作。”杰克逊认为，如果在任何情况下可以处死一个人，那么，就没有理由再审判，这个世界也就不会对法庭产生尊重，而法庭原本就是为了让罪犯服罪而建立的。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杰克逊组成了一个律师团体来收集纳粹罪证，同时为纽伦堡审判进行法学理论的梳理，他还在伦敦开设办事处，与英、法、苏的代表磋商起草章程、组织形式和诉讼程序等有关事宜。他不仅是美国在纽伦堡的主要起诉人，而且是参加1945年6月至8月在伦敦举行的4强谈判的总统代表，国际军事法庭的条约就是在那里拟订的。因此，杰克逊拥有了这样一种权力：在他之前或之后，起诉人都没有他那样的权力。杰克逊创造了这样一个人类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法庭，并且形成了相应的法律程序，为了使得审判圆满完成，他向英、法、苏联的代表作了让步，竭力使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相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