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独立”背后的精神工程(2)

　　开始于1730年代的大觉醒运动，打破了传统宗教的架构，削弱了“州教会”的控制。人们开始怀疑所有世袭的制度。新成立的教会不再要求统一社会所有的生活面，不同教派间在社会议题上开始合作。这也正是牛顿物理学开始广泛被接纳的时期，人们开始从“科学”的眼光和培根的科学方法来审视这个世界。

　　在这个环境里，新教徒如何保持自己基督教信仰的历史传承？并且，这些在宗教上和政治上的积极份子，他们不但需要道德上和智识上的理由，而且，这些辩护的理由不能仅靠古老的、腐化的专制力量来支撑。这是第三个障碍。

　　《独立宣言》：被曲解的诞生

　　革命的力度需要借助新的思考方式，新的文化理念，以改变人的价值观。大觉醒和苏格兰启蒙对北美殖民地民众道德观的转化提供了最好的土壤。

　　众所周知，基督教对人性有清楚的解读。大家都很熟悉“原罪”的观念，基督教认为人性是彻底败坏的、不可靠的。在理性逐渐抬头、科学的方法流行的18世纪，学术气息浓厚的苏格兰开始将人性、心理学和道德当作系统研究的对象。用历史学家Norman Fiering的话说：当时“几乎所有新的探讨都建立在同一个指导性的原则之上，那就是：人类是有道德意识的被造者，藉着对人性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可以在传统宗教权威之外发现上帝对人的期望。”

　　从法兰西斯·哈奇森开始，直到托马斯·里德去世，苏格兰的思想家有了辉煌的成就。被称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之父的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关于道德哲学的讲座，影响了很多后进。这个新道德哲学所推崇的就是“常识推理”，将伦理的探讨有意识地建立在认识人类普遍本能的基础上，提供了一个与同时代休谟的怀疑论相抗衡的哲学基础。他们也影响了经济学家亚当·斯密。

　　哈奇森认为，上帝造人除了五官以外还有其它内在的感官，包括美感、道德感、荣誉感和荒谬感。他认为在人类这些普遍性的内在感官中，以道德感为最重要，它协助我们做价值判断，并采取行动。他认为，自发自动的道德感并不建立在自利的动机上，道德感关心人类公众的利益。他的学说直接挑战了霍布斯的人性自私，以及他在《利维坦》中为专制政权背书的哲学思想。

　　作为唯一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神职人员和大学校长，威瑟斯庞（John Witherspoon）在北美推动新道德哲学的努力，对美国建国时期的价值观转变起到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他生长于苏格兰，在政治上是“人民党”最重要的领袖之一，直到1768年他45岁离开苏格兰去普林斯顿接任校长，他在苏格兰作了23年牧会的工作。在苏格兰时，他一再反对哈奇森的新道德哲学，然而到普林斯顿后，他却成为推动哈奇森新道德哲学最重要的人物。

　　由于他亲自教授道德哲学课程，以其魅力和口才深刻影响了大批18世纪的北美精英。许多建国初期政坛上的重要人物都是他的学生，例如麦迪逊（宪法之父，第四任总统）、阿龙·伯尔（美国第三任副总统）等。1789年，当美国长老会开年会时，188位代表中有52位曾是他普林斯顿的学生。

　　威瑟斯庞在普林斯顿鼓吹符合基督教与共和主义的“自然法则”。为了不与他自己改革宗的信仰冲突，威瑟斯庞把道德切割成“灵性的”和“现世的”两部分。灵性道德受到宗教信仰的指导，给个人提供坚实的道德基础。但是，在公共领域指导公众道德的不是宗教，而是苏格兰“常识道德”的理念。由于“公众道德”是从“自然法则”推演的，也就是说，在公共领域，所有的人类不论有无宗教信仰，都可以是有美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