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牺牲将领：曹国安(2)

　　1932年10月，曹国安和张瑞麟(化名张秉文)趁迫击炮连招兵之机，一起加入了迫击炮连。曹国安被编入第三排，张秉文被编在第一排。曹国安便以交朋友、拜把子等方法，秘密在士兵中开展反日爱国的宣传活动。士兵中识字的不多，很愿意听故事，他就给士兵们讲述我国历史上民族英雄岳飞、戚继光等的故事，借以启发士兵们的受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继而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在士兵中培养反日骨干。于11月，他们在十四团中秘密成立了士兵反日会。

　　1932年2月，迫击炮连移驻吉林市原东北军的东大营。曹国安为了联系更多的士兵，扩大宣传鼓动的范围，决定利用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磕头拜把子”的习俗，团结士兵。一天早晨，曹国安同20多名士兵一起来到松花江边的一座庙内，举行结拜仪式。大家跪地盟誓:我们兄弟今后愿情同手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之后，按年龄大小排行，曹国家岁数最大，被大家公推为“大爷”(即老大哥)。曹国安以“大爷”的身份讲了话。主要讲当前的政治形势，希望弟兄们在这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关头，团结起来，共同努力，挽救国家。他说:“众位弟兄放心，我曹国安做为老大哥决不会把你们领到邪路上去。”大家听后非常高兴，从这以后，他们便时常在一起，曹国安的威信也越来越高，受到了弟兄们的拥护和爱戴。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后，曹国安感到争取迫击炮连起义比较有把握，如果能把机关枪连也拉出去那就更好了。在抗日游击战争中，机关枪比迫击炮作用更大。曹国安找张瑞麟商定，再找一个人，设法打入机关枪连。于是，他编了一个探家的理由向排长请假，排长没有准假。曹国安又直接给连长写了一个请假条。连长一看假条的词句写的很好，像个有学问的人，便把他叫到连部，问他是什么学校毕业，从事过什么职业。曹国安顺口编道，自己念过几年私塾，在中药铺当过学徒，还当过中医。伪连长听后信以为真，十分赏识他的才华，对曹国安说:“你可以回家探亲，回来后就不用回排里了，连部正好缺个‘贴写’(即文书)，就由你来干好了。”几天后，曹国安找来了宋铁岩(化名宋占祥)。曹国安对张瑞麟说:“宋占祥是咱们自己的人，你和二排白排长关系挺好，就说宋占祥是你的表兄，让他给介绍到机关枪连去当兵。”但是，这时机关枪连正在整编减人，不招新兵。白排长要留宋铁岩到二排去，因二排长曾叫他帮助找一个有文化的新兵。曹国安一想，二排正好没有自己的人，宋铁岩去二排，这样三个排就都有自己的人了，于是也就同意了。从这以后，曹国安与张秉文、宋占祥三人经常按约定的时间见面，交换情况、研究问题。

　　时隔不久，机关枪连整编之后，又抡到了迫击炮连，几个有明显反日情绪的士兵被开除了。这件事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连里人心惶惶，曹国安、宋铁岩、张瑞麟3人乘机进行反日宣传活动。他们暗中对一些与自己亲近的士兵讲，咱们过去抗过日，日本人不相信咱们，现在这叫杀鸡给猴看，将来有可能全部被缴械。听了这话，士兵们更加仇恨日本侵略者，反日情绪不断高涨，有的提出想不干了，有的提出拉出去。曹国安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哗变的条件尚不成熟，不能轻举妄动。因此，他劝大家不要着急，耐心等待时机。他说:“如果有一天日本人真的来缴械，我们就同他们大干一场。”士兵们都赞同他的意见。4月下旬，十四团接到命令，到吉林南山“讨伐”抗日游击队。曹国安被连长安排在省城留守，同时照看他的家属。出发前，曹国安找到张秉文和宋占祥，叮嘱二人起义前准备工作不能停，进山后要对弟兄们多做思想工作，一旦条件成熟，抓住机会就在战场上组织起义，不必等他。如能在起义前和抗日游击队联系上更好，以便将来配合行动。伪军乘火车从吉林出发，到磐石烟筒山下车进山“讨伐”。士兵们背着枪，扛着迫击炮和弹药箱，爬山越岭，累得精疲力尽。士兵们怨声载道，怒气迸发，背后大骂伪连长，骂那些当官的丧尽天良，硬叫中国人打中国人。大队人马在山里奔波了10余天，连抗日游击队的影子也没看到，“讨伐”就此告终。这次“讨伐”结束后，十四团奉命移驻磐石县烟筒山镇，担任守备吉海路的任务。迫击炮连驻在镇南“成德源”烧锅大院里。这个烧锅院子很大，土院墙有一丈多高，四个角建有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