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政略的角度看淞沪会战(4)

　　当时中国自从明清两朝以来，包括民国初年的一点工业化基础，以及所有的资源与军力重心，都在京广路以东;而在规划中的抗战大后方的西南，当时连军阀割据的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基本上，中国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以及广西几省，都还是保持独立的军政系统，对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的命令，很有保留，比如发生卢沟桥事变之时，中央政府的参谋总长何应钦，正在四川与三个差点相互开火的派系领袖进行军队整编的谈判，而接到中央召开抗日共识会议的通知时，云南的龙云还有所保留地私下通知李宗仁、刘湘等人，不要轻易相信蒋介石的决心抗战。所以中国在西南大后方，根本没有储备任何的战力，假如日军一旦从北而南地完成对中国的战略切割，那么中国就没有任何进行持久战的战略纵深，根本无法与日军进行“持久抗战”，也就是说，在战略上，中国非败不可。

　　所以，中国要想执行持久抗战的战略，唯一的办法就是争取战略主动，改变战略发展轴线，蒋介石知道，只有在首战就拿出上海、南京这片中国的军政经济中心与长江三角洲精华区，才能诱使日军陷入由中国所主导的战略运作。这也意味着蒋介石要在首战就要面临：首都面对战火，经济中心遭到摧毁，以及中央军将要失去地盘——当时四分五裂的中国，至少分成中央军、红军、粤军、桂军、晋军、川军(三个派系)、滇军、黔军、湘军、东北军、西北军(五个派系)，所有派系的最终利益都靠军力维持，而军力是靠地盘的粮饷与兵源支持，任何势力若是失去地盘，就将寄人篱下，一无所有，例如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东北军。但是，从战略与历史的角度而言，中国要想在中日全面战争中，保持不输的奋战机会，只有牺牲上海这个城市，主动挑战日军。

　　这个战略远见，使得蒋介石不得不痛苦决定，纵使付出最高的战略成本也在所不惜，立刻转换首战的决战地点，由华北转换成华东，以上海、南京的重大地缘经济政治利益，来吸引日军跟着中国转换战略决战地点。之后，设法以长江做为中国战略纵深轴线，节节抵抗，步步后撤，逐渐拉高中国的地利优势，同时也将抗战的战略资源，同步移转到长江上游的大西南地区。

　　从政略而言，蒋介石也很清楚的知道，中国自从清朝末年以来，已经出现四分五裂的发展趋势，外国帝国主义又介入挑拨，中国内战多年，不但国家元气大伤，而且各个派系与割据诸侯彼此之间结下“深仇大恨”，所谓团结抗日，曾经也被怀疑为消灭异己的斗争工具之一，所以要想取信于各路诸侯，要想取信于全体人民，这次的抗战是全民一致的民族战争，身为中央军的领导人，就必需拿出证明，先将自己的部队与自己的地盘，不计牺牲与代价的投入这场全民抗日战争之中。才能表明，中央以行动证明抗日到底的决心。各路诸侯才会义无反顾的齐心投入抗战。

　　既然蒋介石决定在上海引爆中日大战，那么就需要一个因势利导的环境与名正言顺的借口，这时候，日本海军送上了这个机会。

　　日本海军挑衅，中国在上海引爆大战

　　在一九三一年的“一二八”事变之后，中日双方在上海的军事冲突，受到国际社会强烈干预，要求中日两国不要在上海地区进行战斗，以免影响国际社会的重大利益。因为上海不单是中国的金融与经贸中心，也是一个国际经贸金融的大都市，世界各国在上海有着极大的商业利益，上海的精华商业区，是属于国际强权拥有主权的租界地，因此在一二八事变之后，上海划出非武装的中立地区，以减少中日之间的军事摩擦。依照规定，中国正规军不能在上海市区附近布防，但是日军却可以在其租界地内，建筑防御工事，日本精锐的海军陆战队在这里设立司令部，日本海军的第三舰队，则在附近的水域巡弋(列强与日本的海军船只，依照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可以自由进出中国的内河水道)。表面上，除非日军有意在上海主动发动战争，否则中国方面还不容易以“擦枪走火”的方式，在上海引爆中日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