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赣会战失败的原因：依赖他国以致准备不足

　　浙赣会战,是1942年夏季,日军为摧毁中国在浙江前进机场,打击国军第三战区主力而发动的一场战争。主要由金华、兰溪地区战斗、衢州地区战斗、上饶、广丰地区战斗、浙赣路西段战斗、临川地区战斗、丽水、温州、松阳战斗、日军撤退时的追击战斗等组成。日军大本营决定摧毁浙赣两省中国军队机场,打通浙赣铁路,最后基本实现预定目标,曾经占领衢州机场,但遭到严重损失,第15师团师团长阵亡,日军战史记载伤亡1.7万人。此会战后,日军基本达到了“没收与破坏铁路设施和器材以及其他培养战力的各种军事、政治、经济设施和资材”、抢掠物资,并掳劫青壮年等“以战养战”的目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国民政府的决策者们认为依赖美国,胜利在望,曾一度表现积极,以攻势作战获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但在此次会战之前,太平洋战场上日军连连胜利而盟军则节节败退,特别是美、英的世界战略是“先欧后亚”,对国民政府的有效援助极为微少,因而蒋介石等人保存实力、坐观事态发展的消极抗战思想上升到主导地位。

　　当发现日军第13军向浙江进攻时,蒋介石虽然加强了第三战区的防守兵力,准备在衢州地区再实施一次第三次长沙会战式的围歼反击战但当第88军和暂9军在金华、兰溪地区坚决抗战而颇有伤亡时,为保存实力,蒋介石在战斗发展至紧急关头下达了避免衢州决战的命令,认为日军必如以前各次进攻一样,在到达目的地后即返回原防,因此采取了单纯的守势作战,事实上是放弃了浙赣路,将主力撤至福建仙霞岭、武夷山南北地区,没有采取攻势作战以歼灭、消耗日军的任何措施。结果适得其反:为保存实力而陷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境地,许多重要战略据点基本上是不战而被日军占领,部队大量伤亡多是在突围溃退时发生的。而且正是由于这种保存实力、消极避战的行为,才使日军能在浙赣路从容地占领2个多月,并抢掠物资,杀害人民才使日军能在浙赣路畅通的条件下,日以继夜地向后方运送抢掠的物资。就连日军也说:“自6月下旬以来,直到8月中旬,我军从广信、广丰附近返还,在这一期间,该方面的中国军基本上未见积极活动”,“在6月下旬我军打通浙赣线作战中,该方面中国军毫无作为,一味退避,我方未损一兵一卒,完成了打通任务”,“此后,动向更趋消极,只是考虑到我军回转”。

　　当日军第11军撤退、江西保安纵队和第58军企图乘势向日军的后卫掩护部队实施追击时,蒋介石认为日军既已向南昌撤退,何必再自找伤亡,为“整理战力”,竟下令不许追击当发现日军第13军不从金、兰撤退,而是要长期占领该地区时,第三战区部署了进攻,蒋介石又下令停止攻击。将这一切与此前的长沙会战相比,战略指导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此次会战失败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月间,日军第11军为策应第13军从南昌发动进攻时,军事委员会令第九战区将第79军及第4军从湖南调到赣东地区,划归第三战区指挥,顾祝同曾考虑将这2个军与第100军一并交付一位集团军副总司令统一指挥参加赣江以东地区的战斗,但薛岳拒不执行,仍令该军只听从他的指挥,以致以抚河为界,第九战区和第三战区仍各自指挥。因而当日军沿浙赣路向东进攻时,第三战区只有第100军的第57师防守鹰潭以西地区,无力阻止日军的进攻,日军仅以1个支队(3个大队)的兵力就轻易地占领了东乡、邓家埠等战略要点,而且得以集中兵力(24个大队)围攻刚到临川地区的第79军,使这个军遭到歼灭性打击。军事委员会在1942年5月16日就命令第九战区将第79军和第4军从湖南调至赣江以东地区,以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守力量,而薛岳未执行。直至1942年5月31日军事委员会直接电令第79军驰赴临川,该军才开始东进,但仓促应战,被围受创。当第79军一再败退、南城也为日军攻占后,第4军才于1942年6月13日调至赣江东岸投入战斗。当时命令上是让第4军与第58军共同进攻临川,但实际上只有第4军进行了攻击作战,第58军仅以一部兵力佯动,主力仍防守赣江之线,防止日军西渡赣江。结果第4军遭日军包围,经苦战方得以突围后撤。日军击溃第79军和第4军后,7月初再集中兵力围攻第58军。该军也经苦战才脱离战场。1942年王耀武率部参加浙赣会战中,在衢州、江山一带与日军展开激战,延缓了日军西犯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