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上高会战细节的几点考证(2)

　　另外，台湾学者胡璞玉在其《抗日战史――上高会战》(台湾国防部史政局1966年版)一书中，也提到在上高会战前第三、第九战区作战地境线被重新划分：“我第十九集团军……三月初，又奉令修改第三、第九两战区之作战地境，为广昌、南丰(不含)、宜黄、临川、东乡、瑞洪(不含)、吴城镇(自此以北仍旧)之线，线上属该集团军，并以原守备赣江右岸之第四十九军，亦改归该集团军指挥。”该书为台湾国防部史政局出版，因此也应该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上高会战开始前，中国军事当局对第三战区和第九战区的作战地境线确实是进行了重新划分的。

　　二、我军合围期间，日军增援部队与被围部队在何地点会合

　　1941年3月24日，我军第七十军预九师、十九师，第七十四军五十七师、五十八师以及第七十二军新十五师等部完成了对此次会战日军主力第三十四师团的合围。日军第三十四师团长大贺茂急忙电告驻汉口的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部，请求增援。第十一军司令官圆部和一朗中将立即令第三十三师团前去解围，同时第三十四师团亦开始向外突围。3月25日，被围日军与增援日军会合。对于两股日军的会合地点，史料中亦存在分歧。

　　据何应钦回忆，两股日军的会合地是棠浦。“三月二十五日，敌北路援军二一五联队，向西急进，此时上高东北地区被我包围之敌，遂以一部由南茶罗向南攻击，藉以掩护其主力，而其主力则向北突围，与其北路援军夹击我北面包围部队之李军，于是该突围之敌军，遂能与其北路援军在棠浦附近会合。”何应钦所说“李军”即我军第七十军。

　　而据罗卓英回忆，日军会合地是官桥，而非棠浦：“该大贺师团在被围时，曾声请其汉口军司令官复派第三十三师团，由奉新前来增援，于是(二十四日)夜到达伍桥河，二十五日经村前街以一部窜犯棠浦，主力则向官桥急进。大贺残敌，得此援救，于二十五日晨起，向我东北包围线行极猛烈之突围战。我北翼包围部队，在敌东西夹击之下，是晚稍向北转移，开一口袋，敌增援军与突围军乃得于官桥附近合流。”

　　那么，两股日军究竟是在棠浦还是在官桥会合呢?笔者认为，应该是在官桥。 　　最有力的证据，是秦孝仪所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其有关内容如下：“直至二十五日，由奉新增援敌第三三师团一部约三千，由五河桥经村前街分向官桥、棠浦急进，被围之大贺师团(第三四师团)亦于是日(二十五)晨，向东北包围线突围，我乃将包围线放开一部，两敌遂于官桥附近会合，企图再作最后挣扎。”上述内容录自台湾国防部史政局抗战史料，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陆军第七十军参加上高会战作战经过概要》(1941年6月)也可以证明两股日军会合于官桥。《概要》中有如下记载：“此时我9RD在官桥附近，西南正面之敌知其增援已到，即又悉力与敌猛烈反攻。我9RD遂陷苦战境地，前后交通通信均被截断，腹背受敌，而敌机之轰炸亦更加猛烈，伤亡至为惨重……戌刻张副军长率9RD一部，突围到达桐子坑，与唐师长晤面……结果决定暂时向北突围转移。以19D集中凤凰圩，9RD集中庄坊各附近，再作后图……至二十七日丑刻，均先后到达预定地区集结整顿，准备后图。关于该两师转移行动，军部于二十六日未刻接总部梁参谋长电话见告，始得知悉。当经迭电严饬，务立遵照总部司令部罗电令，仍迅向官桥街南进，堵击突围增援之敌，以竟全功。”从这则记载中可见，第七十军预备第九师在官桥附近遭到突围日军与增援日军的夹击，伤亡惨重;不得已，第七十军副军长兼预备第九师师长张言传率部突围至桐子坑，与第十九师师长唐伯寅取得联系;随后两位师长决定率部向北突围，再作后图;两师向北转移后，通过第七十军军部给两师的电报(令其“仍迅向官桥街南进，堵击突围增援之敌”)可以分析出，日军突围部队和增援部队很可能已经在官桥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