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南银行带给我们的启示（2）(2)

　　当时有位工人叫刘英东，是个身强力壮又能干的硬汉子，由于工作紧张又因长期多食黑豆饭病倒了，又加之身患疟疾，临终前他想喝碗谷子饭。可是厂里连一粒谷子都没有，大家都着急，马梦槐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想方设法搞来一小碗谷子饭，但就在把这碗谷子饭送到刘英东床前时，这位坚强而可爱的硬汉子却永远闭上了眼睛。

　　冀南银行实行的是军队建制，职工们每年供应单军衣一身，一件衬衫，一条裤衩，均是粗白布由自己用当地的槐籽或核桃皮土法染制，颜色黑不黑、灰不灰、黄不黄。但是到了冬季就困难大了，一套棉衣穿几年，反正是补了再补。黎城的太行山区不产棉花不出煤，更由于敌人的封锁，后来棉花和煤就干脆进不来了。冬季山里的气温在零下30多度，大家没有棉衣穿，就用生羊毛捻毛线、织毛衣穿。工人们晚上睡觉没有垫褥，就用谷草或废纸当垫褥，被子用羊毛垫充。每人发二斤半羊毛，用木条打成絮状填入被子。由于是山区的生羊毛，用这种羊毛做成的被子不但羊粪臭的难闻，而且扎的皮肤难受。因为被子短，大个子同志盖住了脚露出了肩，盖住了肩又露出了脚。当时工人们住的宿室是用当地的红石板就地取材累起来的，屋子里透风露气，没有煤火取暖，大家只能上山砍些干柴来烧，柴火燃尽之后，屋子里又是寒气袭人，大家晚上睡觉只好缩成一团御寒。更因为山上的干柴有些还需要留给当地的百姓用，所以，有时屋子里干脆连柴火也烧不起了，因此很多的同志身上都生了冻疮。

　　1939年冬到1940年春，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停止了对我八路军的经费供给，造成我军需极大困难。临入冬季，棉衣供应不上，每人只发给三斤羊毛，冀南银行行长高捷成同志与广大干部职工一起，自己动手亲自捻毛线，织毛衣，战胜困难。1943年的灾荒岁月，他与大家一样吃黑豆饭，有时为了让大家吃饱，自己饿肚子，共渡难关。

　　冀南银行印刷厂的环境十分恶劣，而印钞的要求又非常高。冬天，厂房里不能生炉子。因炉烟会污染票面。1939年冬曾经为了工人取暖生过火炉，但因粉尘落在机器上造成不少废品，所以干脆在零下30多度的冰冷天气里生产，室内室外一个温度。夏天山区里的温度高达30多度，厂房因防止山风吹来的尘土污染票面是需要封闭的，大夏天屋子的门窗都挂着山风不易吹动的厚厚的布帘，室内异常闷热，工人们就仅穿一件裤衩强忍着蚊蝇叮咬坚持生产的。因为大家吃了黑豆消化不良，所以厂房里臭屁熏人，又加之汗臭以及油墨的刺鼻味道笼罩，屋子里各种味道陈杂，那时的艰苦程度是我们今天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但是工人们均没有因此而延误生产，坚持一天三班倒，人歇机器不歇，每次都保质保量的完成了总行所下达的印钞任务。在那异常艰苦的环境里，大家集中精力搞好生产，多出产品，全心全意为革命，一切为了抗日战争，一切为了支援前线，这就是当时冀行人所坚守的信念。

　　由于日寇的反复扫荡破坏以及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反共高潮，特别是1943年太行山区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荒，给边区军民生活上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冀南银行职工的生活日益受到物质生活匮乏的煎熬。总行响应边区政府的号召，与当地军民一起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人人动手，丰衣足食。因为村庄附近的荒地是留给当地老百姓的，他们便只好组织起力量去到群山深处的坡地上开荒。当时胡景沄副行长就亲自率领一支开荒队伍进驻到大山里开荒种地，他组织各个班组展开热烈的挑战和竞赛，劳动的号子声和歌声响彻大山深处。大家半夜就起身了劳作了，等着太阳爬上山尖，早饭的哨音一吹响，炊事班送来了黑豆糁子混合着菜叶的糊糊，大家喝的呼呼有声。快到中午时，都就饿得饥肠辘辘、冷汗直流，盼着炊事班快些送饭来。每当看到远处山间的羊肠小道上有炊事员挑着担子的影子时，大家就情不自禁的欢呼起来。实际上，当时的饭菜只是能够充饥，大家都是些年轻的壮劳力，没办法，黎城北部山区盛产核桃和柿子，炊事班就设法从当地老乡家里弄来些榨过油的核桃渣子配上晒干的柿子叶磨成面蒸成团子以增强干活的体力。后来经根据地卫生部门化验吃核桃渣对身体有害，这样的团子就不能吃了。当时山区里充饥效果最好的有一种叫“刺儿酸”的野菜，于是，炊事班就隔三差五地会做些用“刺儿酸”野菜煮的稠粥，但是不能满足供应，饭量大的吃慢了就吃不饱。每当这个时候，胡景沄同志就悄悄地倡议领导干部主动减少饭量，让给饭量大的同志们吃。后来大家发现了这个“秘密”，坚决不让领导干部这样做，但胡景沄同志始终如此的坚持。胡景沄同志的这种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开荒热情。在那样的艰苦环境里，大家没有悲观、没有失望、没有叫苦叫累。领导的表率就是无声的命令，同志们处处表现出了艰苦奋斗，相互鼓励，互亲互让，对革命事业充满了信心，表现出了极其坚定的革命意志。冀行人自力更生成长，艰苦奋斗发展，与军一体，与民同处，集体生活，团结互助。工作和生活虽然艰苦，但苦而无怨，苦中有乐，充满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