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南银行带给我们的启示(1)

　　在冀南银行总部机关工作的同志们都知道，有一把简易的折叠躺椅是高捷成行长的“私有财产”。这把躺椅是从来“扫荡”的日寇手中缴获来的，当时高捷成同志腰部有疾患，伏案工作时间长了，他就躺在这把躺椅上继续工作。1943年5月5日，高捷成同志正在总行发行处参加理论与实践学习讨论会，电话里传来敌人出动的消息，发行处主任梁绍彭带领人员转移，材料科科长郭蕙亭带领科里齐登五等同志就近上宽嶂山材料保管点留守。高捷成同志就把这把躺椅交给齐登五并开玩笑地说：“要藏好，可别给我丢了，这可是我的‘私有财产’呀”。高捷成同志就是在这次敌人的“扫荡”中，组织发行处人员转移后，便带着警卫员连夜赶到冀西的一些点上去部署工作了解情况，途中被敌人包围，壮烈牺牲的。

　　其实，这是高捷成同志开玩笑的话语，当时在冀南银行工作的同志们都知道，高捷成同志一生没有留下任何的私有财产。当时冀南银行职工的待遇与军队一样，实行供给制，每月发几元钱津贴做零用钱。那时冀南银行的干部，除了衣服、被子、鞋子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私人财产。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以高捷成同志为杰出代表的冀南银行的领导干部对自己要求很严，从不搞特殊，生活作风艰苦朴素，他们和银行员工保持着同样的生活水平。

　　高捷成同志出生在福建省漳州市龙溪县的一个十分殷实富有的家庭，是一位志在民族解放的热血青年，早年曾考入厦门大学研习经济，没有毕业就回到漳州在其宗叔开设的百川银庄从事出纳。人们都知道当年他曾暗中将百川银庄的款项先后分户化名挪用了2万多元银元，但他不是将其据为私有，而是接济了他的同学领导的中共闽南地区的游击队和用于他的族弟高谓南扩充革命武装、组织农民协会之需。因此事高捷成对自己的宗叔一直愧对于心，后在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给其宗叔写信还说“我所欠挂百川银庄2万多元的债，时刻纪念在心，本利至今，当在3万余。国家得救，民族得存，清债还利当不短分文”。

　　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打下漳州，红军在漳州的40多天里，高捷成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积极参加红军的活动，为红军筹备了约40万元的物资，分文不少地全部交给了红军。高捷成同志参加革命以来，一生从事经济金融工作，当年他曾协助在红军中负责财经工作的毛泽民做经济计划工作，后来又在中央苏区以毛泽民为行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从事革命根据地的银行事业。抗战时期，冀南银行成立，他是首任行长。在他一生与钞票打交道的生涯中，他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恪守着一个共产党人正确的权力观和利益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侵蚀，清清白白做官，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是我们共产党人勤政清廉、为民务实的典范。他牺牲后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的私有财产，他把自己的一生完全彻底地奉献给了革命事业。

　　高捷成同志牺牲后，赖懃同志成为冀南银行第二位行长。作为冀南银行的高级领导干部，他与高捷成同志一样，原则性极强，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的妻子范熙同就在出纳科工作，1944年患产褥风去世。当时根据地医院药品匮乏，很多药品是利用珍贵的外汇从敌占区购来的。范熙同患病期间，医院的领导曾多次强烈要求给她使用抗菌药，赖懃同志却始终坚持不愿为自己的妻子而耗费珍贵的外汇，他的这种无私的行为受到了其战友们的高度敬仰和敬畏。

　　李丛芳是当时根据地医院的一名医务人员，新中国成立后到山西省卫生厅妇幼保健院工作。范熙同患病后，她当时就一直在其身边。李丛芳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范熙同的去世让她深感痛心，作为一名医务人员，她对此非常的惭愧和悔恨。惭愧的是自己竟然没有挽救过来范熙同同志年轻的生命。悔的是自己竟然没有坚持到底给范熙同同志使用抗菌药。恨的是日寇的侵略、扫荡和封锁，给根据地的军民造成缺医少药的困难。同时她也“恨”赖懃同志的“不近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