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衡会战：重镇陷落(11)

　　抗战初期，日军装备完整，训练精良，常常以1个大队(营)战国军1个师(3团)或1个旅(2团)。日军第一军在山西有过战国军30个军的记录。抗战后期，国军的战斗力更趋下降。据军令部1944年统计，第一战区敌我兵力之比是14∶100;第二战区是13∶100;第三战区是20∶100。平均起来，国军要六七个人才能抵抗一个敌人。徐永昌的估计也大致相似：国军共有320个师，在中国战场的日军约40个师，比例是8∶1。徐永昌认为，这样的敌我力量对比，在水田山地尚可应付几日，一到平地，便多不能支持。何应钦在拟订国军减编方案时，其着眼点亦大致以国军1个师对日军1个联队的比例编制。不过考虑到抗战后期国军编制的缺额，国军与日军的战斗力未必有如此悬殊。战时国军1个师的编制约1万人，每个师的缺额少则2000名，多则3000名。徐永昌亦认为战时国军各师的实际兵力平均要打7折。而日军师团分甲、乙、丙三种，人数为1万多人至2万余人不等。一个师团内辖3~4个联队。依此推之，1944年国军与在华日军兵力的实际比例约为3∶1。

　　具体到湖南会战，据徐永昌当时的估计，国军参战步兵约为日军之1.5~2倍。日军炮兵约为国军的3倍，但因道路补给关系，始终未得充分使用。“战术上敌比我极为集中，战斗上我远逊敌。”

　　就官兵素质言，国军更远不如日军。史迪威对国军各阶层有一概括性的观察：一般士兵温顺、有纪律、能吃苦耐劳、服从领导;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团长个别差异极大，不过也不乏优秀之士;至于师长和军长阶层，则是个大问题。蒋介石亦有与此大致相似的看法。蒋曾多次公开指责国军将领的知识、能力和精神，与其职务级别的高低成反比。1944年8月18日，蒋在军委会召开的整军会议上援引苏俄顾问的话说：“中国军队现在营以下的动作，大体可以说是很注意了，但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与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业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团以上司令部的人员，很多不是正式军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些落伍的军官或不习军事的文人来担任。参谋人员虽然有些是陆大毕业，但大多数都缺乏实际的经验，在部队里面也没有专门业务的训练，所以人事参谋不知怎样来管人事，补给参谋不知如何来办理补给。至于军需军械人员，更多滥竽充数，甚至于管理物品检查物品的常识都没有。”蒋还声称：“无论自我自他任何方面之观察，皆官不如兵”。蒋也许有痛责高级将领反省以及有“恨铁不成钢”之意，但仍可从中看出国军军官素质之不佳。

　　徐永昌在日记中亦称：“人人言，我国兵好官不好。”可见“官不如兵”在当时几乎成为一种共识。因士兵多为农家子弟，具有朴实、勇敢、服从、坚毅以及吃苦耐劳等良好品性。战时来华的外国人士，亦多有类似的观察。如美军参谋总长马歇尔就曾说过，如果中国的士兵能被适当地领导、喂饱、训练、装备，他们的战斗力将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士兵一样。

　　但不幸的是，战时国军士兵因营养不良，体质严重恶化。缺乏食品，而不是武器，是导致战时国军战斗力下降的首要原因。1944年10月，魏德迈担任蒋介石的总参谋长后，发现士兵无力行军，不能有效作战，而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处于半饥饿状态。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后方军粮不能按期送达第一线，导致前线部队常常断粮。欠发、克扣士兵粮饷，更是国军部队的普遍现象。加上军粮、军盐掺杂掺假，士兵食不果腹。军服不能按季节发下，士兵夏季尚有穿冬季军服者。前方缺乏药品，伤兵不能得到及时救治，因伤不及救治而致死者占死亡率之大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