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下）(2)

　　接着，冯玉祥向全国发出世(31日)电，答复蒋汪俭电，陈述兴师以来抗日经过，驳斥所谓“抗命”、“割据”、“赤化”等诬蔑。指出：“胜虽不足言功，但胜亦何至获罪”，“此真千古奇闻”。“祥屡次宣言，一则抗日到底，一则枪口决不对内。如中央严禁抗日，抗日既无异于反抗政府，则不但军事可以收束，即科我应得之罪，亦所甘心。”[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31页。]

　　同日，他在日记中悲愤地写道：“哀哉，同盟军!抗日何辜?竟而得罪蒋氏政府，致遭腹背之敌，更受轰炸之苦。”[《冯玉祥日记》，1933年7月31日。]

　　在蒋汪大军压境准备进攻张家口的时候，日伪军两万余人也开始大举进攻多伦。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派遣兰衣社特务，利用同盟军成份复杂、政治态度不一的弱点，进行分化瓦解。包刚、冯占海、张人杰、李忠义等先后被收买，魏宗普、邓文等先后被暗杀，造成同盟军内部的思想混乱和动摇。

　　这时，中共同盟军前委日益背离中共北方组织根据周恩来在抗日同盟军酝酿初期指示的与冯玉祥等爱国将领合作的方针，执行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提出了一些不利于内部团结的口号，并公开反对冯玉祥的“里红外不红”的西瓜策略，使冯感到苦恼和疑虑。加之，同盟军的外援也被切断，原与两广方面约定的响应抗日，按月接济同盟军10万元的计划也落空了。

　　面对此种困境，冯玉祥于8月3、4日曾两次召开同盟军军政人员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冯玉祥最后不顾不同意见，决定取消同盟军名义，离察出走。他在会上表示，如引起内战，将使日军坐收渔人之利，希望宋哲元回察，同盟军名义虽不在，但可借宋的掩护，保存一部分力量。经过顾孟余、黄郛来往子北平、南京、江西交涉和宋哲元在冯玉祥与北平之间的斡旋，8月3日，何应钦秉蒋汪旨意，发表解决察事谈话，同意宋哲元返察。

　　8月5日，冯玉祥发电宣布自即日起“忍痛收束军事”，欢迎宋哲元返察，接收一切，并表示“抗日雪耻之念，愈挫愈坚。一息尚存，此志不渝”。[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6日，宋哲无发表5日签署的复职通电。同日，冯玉祥通电全国，宣布交还察省政权，称：“顷原任察省主席宋哲元昨已抵察，兹自本日起，即将察省一切军政事宜，统交由宋主席负责办理矣。”[《国闻周报》第10卷第32期，1933年8月14日。]

　　7日，宋哲元部冯治安师接防张家口。9日，宋哲元派秦德纯接收察省军政各机关。当天，冯玉祥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辞去同盟军总司令职务。

　　11日，冯在日记中写道：这次离察“一为体谅明轩之苦衷，一为将来重整旗鼓，再作抗日讨贼之计”。[《冯玉祥日记》，1933年8月11日。] 14日，冯玉祥抱恨离开张家口，再上泰山隐居。

　　冯一离察，形势骤变。8月中旬，多伦复被日军攻陷。何应钦指挥宋哲元剿、抚并用。抗日同盟军虽由方振武代理总司令，但人心动摇，不易收拾。宋哲元按照何应钦“少编大遣”的旨意将抗日同盟军收编。收编情况如下：

　　(一)委阮玄武为商都警备司令。阮各部共编为2个团，富春部编1个团，归其指挥;(二)委张凌云为康保、宝昌警备司令，乜玉岭为副司令，所部编为2个团;(三)委黄守中为察省游击支队，所部编为2个大队;(四)委刘桂堂为察东游击司令，所部编为3个团;(五)孙良诚部编为1个团，暂归张允荣指挥，孙即日通电宋哲元，自解兵权离察;(六)刘震东部编为1个团;(七)唐聚五部编为1个团;(八)张砺生由省府聘为顾问，所部解散归还地方;(九)檀自新、张人杰、李忠义各部均照军分会规定编制;(十)姚景川、苏雨生、宋克宾、李子铎各师拟分别编遣;(十一)清乡司令韩青芳部已下令解散;(十二)冯玉祥部军官队4个大队及佟麟阁部独立旅约500余人均已遣散。另拟给方振武以名义，令其出洋，但他不愿离开军队，令阮玄武与彼商洽。

　　被收编的部队动摇分化，甚至掉转枪口对准抗日同盟军反戈一击。此时只有方振武、吉鸿昌爱国立场屹立不动，矢志抗日。

　　(二)同盟军的奋战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