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12)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活动牵制了大量的日军。据文献记载，日本用于东北战场的正规军力量，1931年至1933年约有5万人，1934年至1937年约有40万人(虽然这40万人主要用于防苏) [ 注：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大本营陆军部》中的附录。 ] 。从“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日军被东北义勇军消灭的达10500余人。 [ 注：《东北抗日斗争史论丛》。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二辑第17页。 ]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前，日本侵略军在东北战场上被打死、病死、战伤、冻伤者，共达17万人以上。 [ 注：关于“九·一八”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东北抗日义勇军消灭日军的数字，说法不一，如日本井上清、铃木四郎在《日本近代史》中认为是17.2万人(下册第201页)，陈雷的《伟大的胜利，历史的功勋》(载1985年9月2日黑龙江日报)记为17.8万人。 ] 就连日本战史也承认，日军在义勇军的打击下“困难重重，伤亡惨重”。 [ 注：[日]桑田悦、前原透：《简明日本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中译本，第55页。 ]

　　日本侵占东三省，同时也是对苏联作战作准备。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后来承认：“占领满州的作战计划是日军对苏联作战总计划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 注：[日]舀井胜美：《满洲事件》，第139页。 ]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苏联就敏锐地感觉到日本的威胁，便加强了远东的防御。1931年，苏联远东军拥有3个师，关东军和朝鲜驻屯军也有3个师团的兵力;1932年日本增加到6个师团的兵力，苏联则增加到8个师。1932年8月，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对苏作战计划，准备以东北为基地，用总兵力30个师团中的20.5个师团对苏作战。

　　但是直到1937年，日本侵略者始终未敢发动侵苏战争，这除了苏联做好了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东北义勇军和尔后的东北抗日联军广泛地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拖住了日军“北进”的后腿，使其侵略计划无法实现。对此，日本学者信夫清三郎指出：“由于满洲人民的反满抗日斗争……关东军迫于讨伐，致使本来的目的——对苏战略体制，始终也未得进展。到了1934年，扫荡讨伐告一段落，便想转入对苏战争准备，但从此时起，满洲的抗日军队大部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而战斗性更加坚强，“日军不得不继续应付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 [ 注：[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第601页。 ]

　　波澜壮阔的抗日义勇军运动到1933年大部分失败了，但是它为反对外来侵略所作的贡献是不可泯灭的。其失败的教训也应该总结吸取。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失败有它主观与客观方面的原因。

　　从客观上来看，东北的抗日战争是在孤悬敌后的情况下进行的。“九一八”事变后，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战争从一开始就处在外无援军、内无装备给养补充、完全独立奋战的境地。马占山在江桥抗战中向国民政府请求支援，蒋介石、张学良没给一兵一卒，马占山部在伤亡惨重、后援无继的情况下只好退出江桥。王德林、李杜、苏炳文等也多次向国民政府求援，但都未得到实质性的援助，使他们终于败散。

　　不仅如此，1933年5月31日，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此《协定》规定取消关内外一切抗日行动，不准支持关外的抗日义勇军。6月初，《塘沽协定》签订的消息传到东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中，不仅引起了广大官兵的愤慨，同时也动摇了部分抗日军民的决心，悲观失望情绪增加，少数意志不坚强分子公开叛变投敌，极大地削弱了抗日义勇军的战斗力。7月10日，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下令解散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后援会等抗日组织，使抗日义勇军失去来自关内的后援。1934年，国民政府和伪满洲国通车、通邮，等于变相承认了伪满洲国。这都极大地挫伤和打击了抗日义勇军，直接、间接地造成了东北义勇军的最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