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日军鲁西细菌战评述(3)

　　(三)冈村宁次的个人特点对在华北实施细菌战起到了推动作用。1925年，38个国家在日内瓦签署了《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类似气体及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即《日内瓦议定书》。日本也是此议定书的签字国之一。通过这一议定书，细菌作战被明令禁止。但冈村宁次作为日本法西斯战争罪犯的典型代表，其思想中没有任何战争法和道德可言，对于使用这些“特殊战法”带来的负面政治影响也考虑较少。关于这一点，从冈村宁次指挥的部队多次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的战例统计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冈村宁次在1938年7月4日就任刚刚组建的日军第11军司令官，率部参加武汉会战。纪学仁主编的《日本侵华战争的化学战》中，关于武汉会战重点讲述了14个战例，由第11军进行的就达10个之多。冈村宁次对进行细菌战也一向比较支持。郭成周、廖应昌主编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中，列举了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华北地区进行细菌战的战例33个，其中发生在冈村宁次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任期内的1942~1943年期间就达23个。

　　(四)石井四郎来到华北，决定了日军必将在华北地区实施更大规模的细菌战。石井四郎是日军细菌战的最大推动者与疯狂实施者，他本人一手主持了日军细菌战从研究直至实战的全部过程，并长期担任日军最大的细菌战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部长一职，是名副其实的日本“细菌战之父”。1942年7月石井四郎因贪污军费罪被撤去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部长职务，同年8月因调任华北方面军第1军军医部长而来到华北。石井四郎在日军细菌战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是其他任何人所无法比拟的，他的到来决定了华北地区将会成为日军实施细菌战的首要目标。事实上也正是如此，1943年8月21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召集领事馆、北平市卫生局、警察局等单位有关人员开会。在这次会议上，报告针对霍乱的所谓“华北防疫强化对策”的正是石井四郎。在1943年秋鲁西细菌战中，石井四郎更是直接参与了作战指挥。

　　(五)1943年入秋后卫河流域普降大雨，促使日军决心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1943年秋之前的历次细菌战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这促使日军不断寻求新的细菌战战法。卫河发源于河南辉县西北，经豫北流向东北方向，沿冀鲁边界的馆陶、临清、德州等地(临清以下称南运河)，在天津市注入海河。当时日军势力主要在卫河右岸地区，左岸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1943年入秋后，卫河流域普降大雨。由于从鲁西过境的卫河河床高于地面，水位迅速上涨，河水随时可能泛滥，严重威胁着日军控制并十分依赖的津浦铁路和后方军事基地德州的安全。让卫河决堤，将水放于地势低洼的左岸，既可淹没抗日根据地，利用洪水迅速传播霍乱细菌，大量杀伤中国抗日军民，又能保住津浦铁路和德州。对日军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一箭双雕”的锦囊妙计。

　　正是由于以上多方面的原因，日军最终确定实施一次大规模的细菌战并将作战目标锁定在鲁西和冀南地区。

　　三、主要特点

　　同以往日军进行的历次细菌战相比，1943年秋鲁西细菌战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除了作战规模及危害空前以外，有5个方面。

　　(一)细菌作战中心化。诺门坎细菌战、浙赣细菌战都只是整个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1943年秋鲁西细菌战则恰恰相反，一切军事行动都围绕细菌战进行。纪学仁等在《论日本侵华战争细菌战》一文中明确指出：“日军第12军的十八秋鲁西作战是一次以细菌战为中心的作战。”此次细菌战中，日军非但在直接实施细菌战的部队中使细菌战专业部队与常规部队密切协同，“扫荡”部队也是在霍乱蔓延之后才开始行动的，具体的“扫荡”又往往配合日军随后进行的“讨伐”作战和“抵制试验”，最后停止作战的命令也是由冈村宁次和石井四郎统一下达的。从实战效果来看，中国抗日军民死伤的绝大多数是直接由细菌战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