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强掳北平劳工述论

　　中国沦陷区作为二战期间日本的最大占领区,是日本实施“以战养战”政策和扩充军备生产的主要战略资源供给地,也是其“强制劳动”暴行的“重灾区”。据初步调查、研究和考证,日本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到1945年八一五投降的14年间,从我国东北(即满洲)、内蒙(即蒙疆)、华北、华中、华南各占领区,先后以诱骗、强征、抓捕等手段有计划地强掳输出和就地奴役中国劳工达1000余万人。

　　华北相对而言人多地少,劳力强悍,成为日本“在东亚劳力之供给源泉地”[2]。在中国各沦陷区中,日本使用华北强制劳工不仅时间最早,使用人数最多,且向国外、境外,主要包括伪满洲、蒙疆、华中、日本、朝鲜等地,输出中国强制劳工中80%以上是华北劳工。日本在华北形成了以北平为中心的一整套进行劳务统治的组织机构、政策措施、强制手段,使华北劳工遭到奴隶般的奴役迫害。这是侵华日军所犯下的重要罪之一。

　　一、日军在华北地区及北平的劳务统制政策和机构沿革

　　(一)日军在华北地区的劳务统制政策

　　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有组织有计划地使用华北强制劳工,正式开始于1935年日军统治下的东北沦陷区。其最初目的是对其“实行强度的工资剥削,求得利润率高度化”。为此,日军于1933年9月成立了以关东军特务部为首的劳动统制委员会,并于1934年陆续制定实施了对入满华北劳工的各项统制政策,指定大东公司(1939年7月后为满洲劳工协会国外部)为输入华北劳工的专职经办人,负责在华北对劳工的诱招、身分甄别、证件发放,对入满劳工的输送供给及劳工有关设施的经营等;规定入满华北劳工的低赁银与强劳动,即工资相当于满洲当地劳力的2/3或更低,劳动强度则相当于当地劳力的2至3倍;严格限制入满华北劳工向家乡汇款和带回款项,限制其赁银汇兑,防止满洲资金外流。

　　1939年初,日军制定实施“蒙疆产业开发三年计划”,开始大规模开发掠夺蒙疆丰富的煤铁资源并构筑边境军事工程,急需大批廉价强制劳工。1939年5月,在华北方面军主持下,伪蒙疆联合委员会与华北新民会签署《关于蒙疆华北劳工分配协定》,决定由新民会劳工协会帮助蒙疆在华北骗募劳工,并办理入蒙华北劳工身分甄别与劳工证发放事宜。因蒙疆环境较满洲更艰苦恶劣,华北劳工又无入蒙做工的习惯,故1941年前,日本向蒙疆骗募输出华北劳工并不顺利,1939年至1941年日本计划向蒙疆输出华北劳工28万人,实际输出仅8.68万人。[3]

　　1940年起,日本在华北正式实施“产业开发计划”,大肆筑路、开矿,扩充军备生产,修筑军事工程,对廉价强制劳工需求猛增。1941年7月,华北劳工协会在与满洲、蒙疆、新民会劳工协会等华北境内既存劳工募集机关达成了统合协议后正式成立。华北劳工协会成立后的首要使命是完成日本向东亚各地输出华北强制劳工的任务。1942年后,日本向东亚各地输出华北劳工的主要政策是“强征”,即1942年至1943年的“划地区摊派强征制”,1944年上半年划出“永久性”(或“长期性”)输出华北劳工基地,1944年8月至战争结束期的“强力行出制”等。

　　此外,日本华北方面军在1941年至1943年对国共双方军队发动的历次大规模治安讨伐作战中,强制抓捕国民党军和八路军战俘及抗日根据地平民充当战俘劳工(或“特殊劳工”)。

　　1942年后日本在华北全面推行强制劳动制,全靠日军的武力来支撑。

　　(二)日军在北平的劳务统制机构沿革

　　日军在北平的劳务统制机构主要有:

　　1.华北日本军政当局的劳务统制机构。1939年3月,日本兴亚院在北平设置华北联络部,由联络部劳务室负责劳工事务。1940年9月,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内又设立“中央劳务统制委员会”专门负责劳工问题。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撤销兴亚院,设立总理亚洲殖民事务的最高机关大东亚省。原兴亚院华北联络部由大东亚省驻北平大使馆取代。从此,华北各省、特别市及重要产业与劳工集散地的陆军特务机关,都先后主持建立了劳务统制委员会或分会,负责对辖区内劳力和运输工具的供需调查、分配调查、赁银统制,对违反劳务统制条例者进行处罚,并负责指导与监督辖区劳工协会各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