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忆审判日本战犯(2)

2018-04-25 15:06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洪荒之力手机版

　　第一步是要找准、查实。要找到受害最严重地方的证人，还要查清是日军哪个部队干的。我们找到了日军的作战记录，把要审判对象的部队驻在哪里、何日出动、去哪里，都一一查清了，再由地方政府帮助了解受害情况，寻找人证、物证。

　　第二步是交代政策。证人找来后，要求他们说实话，不能夸大情况，不许打人骂人。有的证人来了以后，忆起往事，几天吃不下饭，老问我们:怎么还不审?枪毙不?见了战犯让打不?不打不枪毙?那不干!那还叫我们来干嘛?我们耐心地解释:判什么刑要由法庭决定，不允许打人骂人。经过大量的解释工作，不打可以做到了，不骂对老百姓来说很难办到。有的证人家里死了七八口人，有的全村几乎被杀光，他们作为幸存的见证者出庭来控诉，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不骂是很难的。我们只能反复开导：这里是法庭，一切以法律为准;这不是报私仇，也不是斗地主，要学会用法律来斗争。

　　第三步是整理证词。证人多数没有文化，却有着血海深仇，到了庭上由着他们自己说，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先耐心听他们倾诉，然后帮助他们抓重点要点，并适应法庭辩论的要求，整理出证词，念给他们听，让他们记住，但是到了庭上不能照着念也不能背，必须自己说。好在都是证人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儿，整出个条理后，在庭上都讲得很自然生动。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同志多次召集我们开会，反复研究审判工作。他一再强调：不管审判任何人，日本战犯也好，其他罪犯也好，都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要依法办案，审判一定要遵循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六条决定”。中央领导同志对一些具体事项也抓得很细致。比如，我们最初曾计划把抚顺作为东北的一个审判地点，因为靠近抚顺的战犯管理所。以后根据中央的指示，审判地点迁往沈阳，因为日本帝国主义首先在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打响了侵华战争的第一枪。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有更特殊的意义。

　　后来，彭真同志推荐了更熟悉日本情况的廖承志同志，中央决定由他负责这项工作。廖承志同志是领导同志中的“日本通”。他负责这项工作后，还两次在卧佛寺为全体人员作报告，从日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历史、现状讲到日本法西斯对本国人民的压迫，使大家对日本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我们在卧佛寺度过了一个紧张忙碌的春天，当玉兰花开放的时候，各项准备工作都基本就绪，同志们就要分赴东北和山西，准备开庭。

　　领导决定由我负责的那个特别军事法庭首先开庭，我感到压力很大。高克林同志说，“你们这个庭审判的主要是军人战犯，更重要些。你们先审出一个经验来，其他庭就好审了”。

　　就这样，5月下旬，我们飞到了沈阳。

　　严正的审判

　　1956年6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首先在沈阳开庭，对铃木启久等8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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