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审判：中国法官出示让人毛骨悚然的证据

2018-04-25 15:04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小白兔白又白手机版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彻底胜利之后不久，为了惩罚战犯，铲除法西斯，消除战争策源地，维护世界和平，在德国纽伦堡和日本东京，分别举行了两场举世瞩目的审判，纽伦堡审判的是德国法西斯战犯，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犯。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第10项指出：“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国家，但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在内，将处以法律之严厉制裁。”这明明白白地宣告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立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由于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的主战场，是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军，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中国政府受邀派代表参加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理工作。

　　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并不一样，在纽伦堡审判中，法庭的组成是根据苏美英法四国平等的原则，法官与检察官经选举与表决产生。但当时的日本是由美国单独占领，所以在东京审判中，法官和检察官都由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任命，一切由美国人说了算，以便贯彻美国的意图。在接到驻日盟军统帅部的通知和邀请后，当时的中国政府便指示外交部和司法部遴选派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司法人员。

　　当时中国担任法官的是42岁的梅汝璈博士，时任立法委员兼外交委员会主席，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检察官向哲濬，时任上海特区首席检察官，东吴大学法律系教授;杨寿林、方福枢、裘劭恒、刘子健担任助手;此外还有倪征、吴学义(武汉大学教授)、鄂森、桂裕，倪先生为首席顾问，以及多名精通英、日语言的翻译人员等。代表团多数是法律专家、著名律师或精通外语的学者，阵容强大。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人员分批前往东京。例如，梅汝璈法官是1946年3月19日在复旦大学附近的江湾军用机场乘坐美国军用飞机飞往东京的，而周锡卿等几位翻译则是5月初从上海出发的。

　　梅汝璈博士作为复旦大学教授，在出发前还有一段趣闻：1946年1月9日晚7时，复旦大学政治学会在大礼堂召开了欢送会，欢送梅博士任中国法官参与东京审判。1月31日，梅汝璈教授致信当时的复旦大学校长章益请求辞职：“弟因奉派参加审判远东战犯即将赴日一行，短期内恐不能返校所任政治系教授职务，拟请自二月份起准予辞职。事非得已，至希俯允，并谅是幸。专此，敬请大安!”章益校长批复：“作为告假，翼返国后仍回复旦。”当时的上海《大公报》、《申报》等均以醒目标题刊载新闻。

　　不卑不亢据理力争

　　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代表团一行，都因意识到责任重大而努力工作，从1946年6月到1948年11月长达两年半的时间内，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令人钦佩的工作，维护了祖国尊严。据当时参与翻译的周锡卿教授回忆：“我们去的人大多曾在上海工作，精通英美法律，外语也很好，在这方面能应付裕如。但是他们还是给我们带来了许多麻烦，提出了种种有碍于法庭审判工作正常进行的规定，如对每一个战犯除可以聘请一名日本律师或辩护人外，还必须配一名美国律师，这些律师往往节外生枝。我们原以为，抗战时我们与美国一起抵抗日本侵略，现在美国理应与中国站在一起严肃审判日本战犯，实际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经常受到歧视，心里很不痛快。”其主要原因是当时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冷战已经开始，美国为了遏制苏联而开始扶持日本。虽然如此，中国法官在东京以国家利益为重，克服重重阻挠，日夜奋战，艰苦工作，搜集大量人证物证，完成了任务，为中国人民赢得了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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