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东北抗联的后勤补给(2)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不久，东北抗联的抗日斗争转入了极端艰苦的斗争阶段。东北抗联原有的根据地和游击区完全丢失，不得已从人口较多的浅山区转移到人口较少的深山区里，抗联部队和人民群众分离开来，能得到群众支持非常有限。孤悬敌后的抗联部队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也无法得到苏联等外部力量的有效支持。东北抗联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获得后勤补给。

　　一、抗日救国会组织募捐

　　在全国抗战的鼓舞下，东南满、吉东、北满抗日游击区的人民群众激发起更高的抗日救国热忱，热烈响应我党我军的抗日救国号召，秘密组织抗日救国会，积极支援抗日联军。在抗日救国会的组织下，广大爱国群众积极帮助抗日部队筹集给养、征收抗日救国捐款、运送物质、侦查敌情、充当向导、护理伤员。[2](P.301)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广大爱国群众积极加入抗日救国会，出人出钱出力，汇成了全民族共同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汪洋大海。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游击根据地内普遍建立了抗日救国会、妇女会、儿童团以及地方的农民自卫武装。仅在汤原、依兰两县的抗日救国会会员即达3.5万人。游击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均在抗日救国会领导下进行，它实际上成为当地基层政权。救国会还在汤原南三甲召开了300余人参加的工、农、学、商代表会议，成立了下江人民政府，使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4](P.13)据日伪资料记载，“辑安县太平村救国会于1938年8月到10月间，为杨靖宇所率部队提供大米2石，现金1 780元。同期二道坎子抗日群众提供打糕20斤，苞米2石、花旗布1匹。榆树林子抗日救国会于6月到10月份，为抗联部队提供花旗布22.5匹，苞米37.45石，水袜子(高腰胶鞋)163双，袜子60双，大酱200斤，猪肉180斤，现金6 000元。”[5]抗日救国会的迅速发展，培养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群众基础，壮大了东北抗联的有生力量，在东北抗联早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抗日救国会取得的募捐比较有限，范围也仅限于游击根据地等群众基础好的地区。随着日军“集团部落”政策的实施，抗日救国会的行动被日军掣肘，东北抗联陷入日军铁壁合围之中亦无法与抗日救国会取得联系。抗日救国会也被日伪定为非法组织，对一些先进分子以“通匪”罪名实施抓捕，抗日救国会募捐后勤补给的方式随告没落。

　　二、成立专职部门筹集给养

　　东北抗联前期有军需处、被服厂等后勤保障专职部门，到了1938年后勤保障被日军切断，后勤人员也直接成了战斗人员，原后勤保障无以为继。东北抗联的一些部队成立了一些新的专职部门筹集给养。

　　(1)留守处。1938年春，抗联第四、五军主力部队西征的同时，成立了第四军富宝地区留守处，留守处共有50余人。留守处受第二路军总指挥部直接领导，其具体任务是筹集粮草、钱款，购置棉花、布匹，准备自制军衣;解决在密营中休养的伤病员及其他人员的给养;保护第四军密营的安全;帮助留守在富宝地区的零散部队，为过往部队人员提供帮助等。1938年8月，留守处克服各种困难，为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准备了棉军衣70套、皮大衣50件，解决了总指挥部直属部队所需部分军装。[1](P.719)

　　(2)给养征发队。1939年2月，抗联第二路军总部直属警卫部队给养困难，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得知这一情况后，一方面派出给养征发队外出寻觅给养，另一方面拟托当地民众购买或用马匹换给养，但皆因联系中断而告失败。周保中派出黄玉清、王克仁带队从群众手中借得玉米6斗，有限的一点粮食仅够200余人吃一两天。3月8日给养征发队归来，他们在许家屯西方寻觅到抗联第五军原来藏的少量玉米及农民窖藏已冻的马铃薯。第二陆军指战员只得将现地密营保存的糠皮炒熟捣成细末，掺到玉米面里，煮粥充饥。[1](P.803)

　　这些专职筹集给养的部门更多是临时成立的，随着战斗的深入和困难加剧，专职筹集给养的部门昙花一现，无法达到抗联部队的补给需求。

　　三、东北群众的大力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