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理想大于天”：东北抗联的历史启示

1940年冬，为保存力量坚持抗日，东北抗日联军分批进入苏联境内。

　　“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东北抗联的14年苦斗为我们坚定理想信念提供了生动感人的历史教材，重温抗联历史，以史鉴今，提炼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经验和启示，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理想信念是抗联队伍长期孤悬敌后、孤军奋战的精神支柱

　　东北抗日斗争的极端艰苦在中国乃至世界战争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抗联长期处于孤悬敌后、孤军作战的状态。东北抗日联军长期要同数倍、数十倍甚至数百倍于己的敌人殊死搏斗。一个简单的对比数字：日军侵占东北后，不断增兵，最高时日本的关东军就达80多万，除此以外还有大批伪军、伪警察配合。而抗联发展到最高峰时仅有3万多人。

　　在孤军作战、缺衣少食、敌人围追堵截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把队伍带好，同时还要保持高昂的士气和强悍的战斗力，靠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来支撑呢?这就要求队伍必须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唯有如此革命队伍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长久地发展壮大。正如邓小平所说：“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

　　在日本公开出版的《满洲国警察外史》中记录了杨靖宇生前与敌人的最后一段对话。当时，日军讨伐队已经接近到杨靖宇前方30米的地点。日军讨伐队的西谷队长下令暂停射击，试图劝降。他说：“我们是通化的警察队。在我们的部队里面，曾经是君之同志的程、崔，都担任着警察队的指挥。安参谋也在总部工作。若是君能归顺，岸谷厅长必会热切相迎。现在这个地方，要逃脱是不可能的了，何必急着去死呢?考虑一下归顺可好?”在这种生死关头，杨靖宇断然拒绝了敌人的“美意”，回答道：“我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不可能如你所愿。很多部下都牺牲了，我如今只剩了自己一个人。虽临难，但我的同志们在各地转战，帝国主义灭亡之日必将到来。我将抵抗到底，无须多说，开枪吧。”后来据分析推断，杨靖宇之所以愿意和敌人交谈，是因为他趁这个谈话的空档销毁了随身携带的机密文件。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坚持战斗，始终坚信抗战必将胜利，仍然竭尽所能为党和抗联队伍的斗争创造有利条件。抗联各部在得知杨靖宇牺牲的噩耗后，纷纷向日军发起复仇的反击，被敌人惊呼为“打疯了”。可以说，正是在杨靖宇坚定信仰的感召下，抗联将士置生死于度外，与敌人展开殊死的搏斗。

　　有了理想，才有活的灵魂，才有奋斗的方向。信念垮了，精神的堤坝就会崩溃，人就会失去支撑，就会得“软骨病”。没有或者丧失了理想信念的队伍，就会迷失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失去精神支柱而自我瓦解。

　　抗联中比较有名的叛徒，一个是抗联第九军军长李华堂，另一个是出卖杨靖宇将军的原抗联第一军一师师长程斌。他们长期陷入孤军作战、孤立无援的苦斗中的时候，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最终由量变到质变，思想上产生蜕变，信仰上出现动摇，最终背叛了革命，背叛了队伍。促使他们思想发生质的变化的转折点是什么呢?李华堂是因为他的另一个结盟者———二路军，在日军打击下几乎全军覆灭，导致他最后一道心理防线坍塌，最终于1939年2月下山投降了日本关东军。程斌叛变的直接原因是日军知道他对母亲很孝顺，便秘密抓捕其母亲、兄长，逼其“归顺”。加之，当时日军讨伐一日紧似一日，致使抗联一师经常断粮，不得不以野菜充饥;同时，程斌几次派人与杨靖宇联系都毫无结果。这一切，使他不由得对斗争前途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失败、悲观的情绪在他头脑中逐渐占了上风，最终叛变投敌。

　　二、理想信念是抗联队伍始终不畏艰苦、百折不挠的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