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下）(5)

　　胡文虎还捐献大量的战需物资，支援祖国抗战。“七.七”事变前几个月，胡文虎拨款8,000元，从英国购置大批纱布，存放于香港永安堂分行。“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即将这批纱布运沪，由宋庆龄交给何香凝所办的抗日救护队使用。同年9月，他再次从美国购买纱布数万筒，药棉7,000余磅，绒布8大捆，共计74件，运至香港，然后转发给江苏、上海、北平、天津、福建、广东等地救护团体使用。抗战中，胡文虎把大量虎标良药捐赠给祖国的各个慈善机关和救护团体。1937年底，胡文虎还捐献新式六轮救护车两辆，由中国红十字会转交给长沙救护当局。1938年春，又捐车两辆给福州卫生处。同年5月厦门失陷后，福建缺粮严重，他立即组织在海外购米，运往漳州、泉州平粜，合计一共运去大米10万余包。

　　越南华商陈瑞琪在“九.一八”事变后，曾派专人携带钱物前往救济涌入关内的难民。芦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征用大批船只以堵塞长江航道，阻止日舰进犯，陈瑞琪认为此乃国家兴亡大事，遂指示将购置的一艘千余吨货轮——“黄石公”号开回国内应征。在新加坡华侨筹赈会成立大会上，侨领叶玉堆主动认捐10万元，极大地激发了侨胞的抗战热情。吉隆坡侨商陈永，1周之内捐救国款达50万元。槟榔屿殷商陈清虎，当武汉合唱团抵达南洋时，他以叻币5,000元购券1张，其热忱可见一斑。1940年他自费参加南洋华侨慰劳团返国考察，独捐3万元、金牌19面。新加坡侨胞李俊承倾力购买10万元救国公债。纽约华昌公司总经理李国钦，1940年内先后捐出15万元和1万元美金，作为中国防空之用。1939年至1941年，他又先后捐出10万美元和10万元、50万元，慰劳中国长沙大捷、湘北大捷中的中国军队。以后他又多次捐献巨款，支援抗战。

　　(2)中下层侨胞

　　华侨捐款的主要来源是中下层侨胞。据南侨总会统计，自抗战开始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捐款，80%是贫苦华侨的血汗。这个比例，与美国侨报认捐的情况基本一致。在1940年5月以前的全美个人捐款统计中，80%以上的款项是100元——500美元，而且是分期或按月缴款，可见它“是由那些日夜在油烟蒸沸的餐馆厨房、洗衣馆、农园里和各个工厂、商店里的侨胞，普遍捐集而来的。”海外各地侨胞中，很多人把历年胼手胝足省吃俭用的全部积蓄捐献给祖国抗战。

　　伦敦华工吴耀如，把10余年所积存的3,800元，倾囊捐助祖国难民。印尼华侨林熙祖，以补鞋为生，月收入约10盾。抗战一爆发，林氏即将其8年来辛苦积蓄的305元，捐助救济祖国难民，并决定长期输将，每月认缴月捐2元。古巴华侨多为小店员和劳工，每月自愿节衣缩食慷慨输赠。他们每人每月约捐1.52美元，8年总计捐献240万美元。远处南美的秘鲁，华侨为数仅数千人，至1938年底，就捐款280余万元。南非侨胞从抗战起直至抗战胜利，各种捐款为数在70万金镑以上。南非马岛侨胞30人，1938年全年共捐法郎14万，平均每人捐4,600余法郎，合当时国币460余元。侨居荷兰亚姆斯特丹埠的海员侨胞，每月捐献工资收入的20%，成为按月长期认捐的模范。南洋各地的讲报人和黄包车夫按月按日将微薄收入奉献给祖国抗战事业。仰光新协成鸭蛋公司华侨工人陈鼎彪、林敬锡、苏水雍、苏坤人、苏共人、苏时人等6人，“系生活疾苦之华工，其爱国热忱，抗战坚决”，集工资所得，合购第3期缅甸国营彩票2张，其中1张中奖得缅币1,000盾，全数作为救国献金缴呈仰光华侨救灾总会。雪兰莪华侨林壬寅，将财产变卖，全部捐献国家，并决定从1940年8月份起，每月捐献30元，全力支持祖国抗战。因犯爱国罪而被囚禁在暹罗重罪监狱内的华人犯人，身陷囹圄，心怀祖国，他们节省其在狱中“非人生活”之所得，共国币23.36元，由出狱华侨伍沾元携交祖国，作为支持抗战的一点心意。在加拿大某工厂作工的两位青年侨胞，遥闻推行航空救国捐运动，立即赶来将他们多年积蓄的各1,400元献出。他俩说：“远离祖国，勿能亲往杀敌，只此区区，实不足报国，但略尽国民天职耳。”美国华侨周锐，抗战时年方30岁，1937年先后两次认购救国公债共1.5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