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衡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下）(5)

　　蒋介石承认，中原会战时，“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91]长沙会战时，部队主官因营商应酬，脱离部队，官兵擅入民房，攫取财物。有的守备部队，当敌人攻击时，尚在掩护体中赌牌，以致失守。[92]

　　薛岳在检讨湖南会战时承认：“纪律废弛，战志不旺。整个战场，我军多为退却作战，军行所至，予取予求，民不堪扰，而部队之逃散，尤甚惊人。如99军以4团兵力，仅在湖滨行持久抵抗数日，转至宁乡以东，残余兵力不及一团，沿途散兵骚扰，迄今尤未解决。又若干部队，即奉攻击之命，对少数之敌，亦多长时对峙，虽由火力不足，终嫌攻击精神不旺。”[93]

　　军令部在检讨桂柳会战时也谈到：“政治不能适应军事要求，军队不能得民众协助。此次作战，各级政府多行迁移，一般民众率多避难，致军队运输方面发生诸多困难。”“地方政府既行迁移，各部队副食补给发生问题，军队为作战及给养关系，往往涉及民众物资，致军民感情不大融洽，合作方面发生缺憾。”各地方团队虽间或协助国军作战，但往往有劫取国军枪枝情事。相反，日军却能利用中国民众运输粮弹，虽道路破坏，仍可继续攻势，锐意前进。[94]对此，蒋介石痛心疾首地说：“这一次中原会战和湖南会战，我军最大的耻辱，就是敌人利用便衣队到处扰乱，而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之内作战，反而不能用这种战术打击敌人。据我所知道的，此次除王耀武所部使用便衣队发生相当效用以外，其他各战区各部队都没有切实组织和运用。可见我们平时对于发动民众、组织民众的工作，完全没有认真去作。”[95]

　　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甚多。湖南会战虽只是八年抗战中的一个战役个案，却充分展露了国军在战略战术、官兵素质、教育训练、后勤补给、兵役军纪以及民众动员等方面的一些基本特征。

　　[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下引简称《湖南会战》)，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北京，中华书局，1984，上册，第7页。

　　[2] 蒋介石：《对于整军各案之训示》(1944年7月28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0卷，第455-471页，台北，1966;《徐永昌日记》，1944年7月27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7册，第387页;《湖南会战》上册，第2页。

　　[3] 《湖南会战》上册，第7、11页。

　　[4] 《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组织法》、《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服务规程》(1942年3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一)，第95-9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5]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252、255、260、264-265、

　　[6] 据日本防卫厅所编“一号作战”战史记载，日军参谋总部确曾拟有铺设纵贯大东亚铁路线的计划，该计划起自釜山，经奉天、北平、汉口、衡阳，进入湘桂铁路，复经桂林、柳州、谅山，从法属印度支那，抵达泰国曼谷，纵贯马来半岛，直至新加坡，全长近8000公里。后这一计划在审核中被搁置。参见《湖南会战》上册，第6页。

　　[7]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274页。

　　[8]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285、288页。

　　[9]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