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父亲徐风笑和母亲邵崇真在永城的抗战足迹(5)

　　父亲以县政府的名义号召各级政府，帮助农民搞好生产，并要求加强公粮保管，防止外流，定额消费，统一调拨，节约粮食。县政府废除旧制，实行以户为单位，按人计亩累计征收农业税的合理负担政策，还贯彻了“减租减息”“清债”法令。县政府实行的战时粮食政策既保证了征收公粮以供应抗日部队的需要，又有效防止了乱征粮加重农民负担现象的发生，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和交公粮的积极性。

　　全县先后办小学150多所，在校学生达6000余人，还办了一所县医院。县委、县政府还配合新四军的《拂晓报》和“拂晓剧团”，创办了《永光报》、组建了“永光剧团”。

　　1939年9月起，父亲在三个区进行政权建设试点，明确抗日民主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实行“三三制”原则。至年底，永城县成为边区实行“三三制”的模范县，其政权建设经验呈报中原局，受到了刘少奇书记的肯定和表扬。11月，刘少奇(化名胡服)视察了永城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后，充分肯定了永城县的做法，指出整个边区都要像永城一样，建立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府。

　　1939年底，父亲代表全县人民，带着慰问信以及猪、羊等慰问品犒劳游击支队全体指战员。慰问信中写道：“我永城在此一年来，县政权得到初步建立，敌奸敛迹，土匪肃清，人民群众相安生活……”在父亲的带动下，三个区和几个乡的群众团体纷纷向新四军指战员送去慰问信和慰问品。在这段时间里，办事作风严谨沉稳的父亲已经在当地各界中建立了较高威信，这有助于他大刀阔斧地全力工作。

　　父亲很重视妇女工作。1940年2月，永城县在区、乡、村妇救会普遍建立的基础上，召开了全县妇女代表大会，选出了永城县妇女抗日救国会，母亲邵崇真被选为主任。从此，全县妇女工作进一步活跃：宣传男女平等，提倡婚姻自由，反对包办和买卖婚姻、养童养媳以及不许寡妇改嫁等旧礼教，号召缠足的妇女放足，宣传抗日救国，教妇女唱解放歌曲，识字学文化……1940年3月8日，永城县妇女群众在新四军六支队司令部驻地新兴集举行大会。会场高悬“妇女解放”4个大字的横幅，两边对联为：“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支队副司令员、边区党委书记吴芝圃在会上发表讲话。他号召妇女们“打碎旧规矩、创建新规矩，做巾帼英雄”。我父亲作为永城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宣布放足及取缔早婚等法令，规定30岁以下妇女一律放足，会场一片欢腾。

　　1940年春，父亲正式办理了重新入党的手续，没有候补期(1985年夏天经中央领导批准，同意恢复父亲1925年至1940年的党籍，其入党时间和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均从1925年算起)。

　　1941年初，永城政权完善巩固之后，父亲被调至涡北和宿县交界处开辟新区。

　　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四师受到日伪顽的联合夹击。在“三个月的反顽斗争”中，母亲被国民党顽军骑兵3师抓捕。敌人说母亲是县长太太(这时父亲的共产党员身份尚未公开)，使用多种手段对母亲进行逼供，母亲始终没有暴露县委、新四军的任何情况。后来，母亲被从洛阳往西安押解。由于途中受冻挨饿，我不到4个月的弟弟惨死。当时母亲悲痛欲绝，几乎精神崩溃。1945年，母亲辗转逃离苦海，回到淮北抗日根据地与家人团聚。

　　1941年5月，父亲随新四军四师转移到津浦路东苏皖边区。母亲一晃4年杳无音讯，他把痛苦埋在心底，拼命工作，并拒绝了组织和战友让他续妻的好意，矢志不渝地等待着母亲归来。后来，父亲才得知母亲和弟弟被捕的消息。多年后，母亲曾无限感慨地说：“我等了风笑6年，风笑等了我4年!”

　　这就是那个血雨腥风的时代，一对革命伴侣不平凡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