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父亲徐风笑和母亲邵崇真在永城的抗战足迹(2)

　　18岁时，由于父亲对家里的包办婚姻不满，便离家出走。祖父虽一再挽留，劝他在家习医，继承祖业，但他早就有了自己的抱负。父亲认为行医只能给人治病，不能救国，发展中华实业和科学事业都是必要的，但花费时间太长，不如军事救国来得快，所以他放弃了学医的念头，去上海走上了从军的道路。

　　父亲在淞沪护军使衙门供职时，曾得到淞沪护军使皖系军阀将领卢永祥的器重。时值“五四”运动时期，学生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贼，要“废督裁兵”，正好捅到卢永祥的痛处。卢永祥不但不支持学生的要求，反而派军警进行镇压。父亲亲眼目睹了惨案全过程，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当时上海工人和学生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情，对父亲影响很大。父亲从军救国的思想破灭，不得不重新考虑别的救国之道。父亲在上海有更多机会接触、阅读到了大量进步书刊，这使他决定辞去淞沪护军使衙门中的职务，返回家乡，发展教育事业，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回到家乡后，为便于从事教育工作，父亲考入师范讲习所学习。父亲与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创建了宿县师范讲习所学生会，并当选为该校学生会委员长和宿县学生联合会委员。后来又参与组建地方以反封建为目的的群众组织“群化团”。由于该组织适应了当代中国的大趋势，因而得到迅猛发展，相继成立了农民协会、反基督教大同盟等组织，引起了党组织的重视。1925年，父亲经江善夫、朱务平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秋天，父亲与母亲邵崇真相识相爱，母亲当时是临涣区第一任妇女协会主任和女校校长。父亲和母亲于1928年9月结婚。

　　1927年6月，父亲受安徽省委指派，担任中共宿县中心县委书记，并指导宿县、泗县、凤阳、怀远、蚌埠五县党的工作。1928年9月，父亲由宿县调往上海工作，任中共上海市法南区区委委员，与母亲告别。可是他们没想到再次相见竟然隔了整整6年。

　　1929年夏，父亲受中共江苏省委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期间与王明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1931年，父亲回国后受到王明的直接迫害，不给父亲分配工作。没有工作，父亲为了生存有时不得不去做苦力，甚至还要饿肚子。由于种种原因，父亲最终还是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父亲和母亲(1935年按照组织安排到上海工作)一起于1936年返回老家。

　　从家乡到永城

　　1936年春，回到家乡后的父亲已经是一位有明确政治抱负、严格党性观念和丰富斗争经验的人。他没有因王明之流的迫害而失去对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在与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仍然致力于反抗旧社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为争取人民自由的斗争。当时国家仍处在军阀混战、伪军横行、土匪猖狂和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的情况下。父亲为了便于向群众宣传抗日主张，积极联系了刘之武、陈文甫、赵西凡、刘镜秋等一大批在大革命中与组织失去联系并被迫返回家乡的共产党员。同时，在家乡创办小学和平民识字班、“共学处”，并以“共学处”为基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父亲他们通过组织“共学会”在进步学生和自己的亲朋中培养革命力量(如徐爱民、徐凤三、徐爱华、杨新民、陈秀章等)，进行反帝反封建、抵制日货的宣传，介绍他们所知道的苏联幸福生活等。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共学处”的活动以开展抗日宣传为中心任务。“共学处”的骨干变成了抗日宣传的组织者和骨干力量，他们主动与宿县县城的抗日组织联系，成立了“宿县抗日救亡社”。他们一方面通过演节目、教唱抗日歌曲搞宣传，一方面在自己家乡收集国民党败退中沿途丢下的枪支弹药，成立“抗日保家自卫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