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江淮印钞厂的其人其事(2)

　　印钞厂的主要机器有手扳凹印机10台，凸印机8台，园盘机、切纸抽各1台。这些庞然大物用小车搬运，曾装满过近百车，在鼎丰组装后塞满了后幢仓库，又占了前幢的部分空间。

　　组装工作从5月底开始，用了近一个月时间组装完成。印钞工人到齐后，正待以“公私合营光华公司”的名义开机印钞，敌人在苏北地区开始了大“扫荡”，并到处建立据点。大丰垦区是苏北最大的产棉区，垦区的集镇是日寇必争之地，而鼎丰区公司正处于大中、新丰、裕华三镇的三角幅射点上，印钞厂要在这里印钞已没有可能，势必迁移不可。但战局的发展还捉摸不定，印钞厂一时无处可迁，惟有把整个工厂就地打埋伏，以待局势变化。7月中旬，敌人逼近垦区，印钞厂当机立断，将刚装好的印钞机拆卸，深入围河深塘。墨油分别在鼎丰区公司圩子上和附近群众家菜地里掩埋，上面种上蔬菜等作物。印钞纸的数量很大，一部分由朱道生拖去，借放在姓王的一只小船上，藏进了芦苇丛中，一部分由倪朝佑经手，分藏在群众和自己家里。印钞的技工回了上海，干部转移到通遂一带。为保护印钞机的安全，印钞厂督导主任胡金魁带了一个警卫连，在裕华天北闸附近打游击，内线则由鼎丰乡农抗会长倪朝佑负责就近照料，与警卫连联系。裕华镇攻坚战中，据点日寇被悉数消灭。在日寇连续报复性“扫荡”中，警卫连被敌人奔袭包围，突围后转移到竹港、川东闸一带。于是这一大批机器物资的看管保护任务，全部落到了倪朝佑身上。

　　当时，大丰垦区这块根据地还建立未久，虽然共产党、新四军已在群众中树立了非常良好的形象，特别是得到基本群众的热情拥护，但农抗会刚刚建立起来，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我们的社会基础还远未巩固。裕华镇一战，虽在很大程度上安定了人心，但转眼间新四军大兵又不见了，轰轰烈烈的民运活动消失了，鼎丰成了敌伪军经常出没的地方，有些积极分子也怀疑新四军会不会、能不能长久在此坚持下去，不少人处于观望、恐惧之中。在这样一种严峻的形势之下，倪朝佑同志毅然接受了党交给他的任务，充当了印钞机的“保护神”职责。从1941年7月初起，他一面要承担农抗会长必须承担的许多群众工作，一面时刻注视着印钞物资的安全，直到1942年4月，差不多经历了300个日日夜夜。

　　倪朝佑同志是鼎丰公司的佃户，1941年初，参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鼎丰这个区域内最早入党的共产党员。为人忠厚诚实，耿直无私，富有牺牲精神。他在接受印钞机的保护任务时，深知这批物资来之不易，保护好这批物资，责任重大。但他更清楚，这项任务很难完成。

　　他的担心是有原因的。首先是印钞厂的建立是公开的，运进机器时车辆浩浩荡荡，群众亲目所睹;向公司借房，公司职工迁地让房，不仅鼎裕两区的职工知道，附近各区的职工也不会没有传闻;动手建厂时，伪军头子谷振之和他的狗头军师李子藩尚未投敌，他们都有可能知道。所以印钞厂的存在很难说是什么秘密。

　　拆卸机器是严格保密的。拆机均由技工动手，机件物资打埋伏时仅有朱道生、倪朝佑、倪朝佐、倪朝纲、顾友仁、顾友良参加，此外别无他人。虽然如此，但是印钞厂职工在此生活了一个月有余，提粮借物，送草卖菜，与群众接触很多，一个晚上，忽然烟火绝迹，人去屋空，凭你说工厂已经远走高飞，谁不怀疑?还有一个让人生疑的地方是，厂既迁去，厂房为什么还不肯交还公司，而且还派了倪朝佐、顾友良二人住进班门房，早晚不离?倪朝佑就是在如此状态中，一只眼睛盯着敌人，一只眼睛瞅住群众，手拉着倪、顾两个亲兄弟，提心吊胆地承担着千钧压力。

　　果然，事隔不久，接二连三的险情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