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公报(上)(2)

　　这一时期的《大公报》，支持抗日，主张“明耻教战”，但并不轻易言战。这方面的言论屡见于当时的社评和主持人的文章。前者如“九・一八”后不久发表的社评《国家真到严重关头》，有“近者民气悲愤，争欲一战，……然事实在今日号召宣战，却实中日阀之陷阱。”①等语。后者如胡政之在抗日战争开战两年后在李纯青《日本春秋》一书书序中所表白的：“我们一向希望中日两国和平相安，二十年来持论一贯，所以九一八以后，尽管有人主张对日作战，我们却从不轻于附和。”当时国民政府的全年财政收入约仅合4.17亿美元，军力军费严重不足，《大公报》盱衡国力，对内支持联共，对外支持联苏，一面主张“明耻教战”，“一面决心速备自卫，一面本现有之国际轨道，力求多助，奋斗到底。”②她的主张“缓抗”，和不轻言战，未始不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应该允许《大公报》的那些知日派们从国家利益出发，有这样考虑的权利。只要想一想，如果抗日战争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10年就全面打响，中国所单独承受的日本侵略军的压力，和所付出的代价将会有多大，就会对《大公报》这一时期的“缓抗”主张，多一点理解了。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大公报》始终坚定不移从事抗日宣传。

　　虽然不轻易言战，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公报》就义无返顾，毫不犹豫地全力投入了抗战的宣传。正如胡政之在前引书序中所表白的：“一变而为百折不挠的主战派”，并决心“和日阀撕拚”，一直“打到使日本服输认错，悔过自拔”，“变更国策，放弃侵略”为止。③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大公报》坚持抗日到底的思想，始终坚定不移。

　　首先是决不在日军和和敌伪势力的统治下办报。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12月14日宣布自次日起对在租界内出版的各报实行新闻检查，《大公报》拒绝送检，宣布自15日起自动停刊，并发表《宣言》称：“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还说：“我们是奉中华民国正朔的，自然不受异族干涉，我们是中华子孙，服膺祖宗的明训，我们的报及我们的人义不受辱。”④1941年12 月日军占领香港，港版《大公报》随即停刊，宣称“我们要吃下砒霜，毒死老虎，以报国仇”，并在停刊社论中引文天祥《正气歌》中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⑤自励。

　　其次是坚持做国家民族的喉舌，效忠祖国，坚决和日本侵略者周旋到底。在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8月15日的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大公报》先后发表的有关抗日的社论不下200余篇，抗日思想，贯沏始终。1939年4月15日在所刊社论《报人宣誓》一文中所说的：“我们誓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旨，为国效忠，为族行孝，在暴敌凭凌之际，绝对效忠于抗战。我们对国家的敌人必诛伐，对民族的败类必摘击，伐敌谋，揭奸计，是我们不敢后人的任务。”和前一年王芸生在社论中所说的：“我们自誓绝对效忠国家，以文字并以其生命献诸国家，听国家作最有效率的使用，……我们永远与全国抗战军民的灵魂在一起。”⑥都充分地表达了她的这一立场。爱国之忱，溢于言表。

　　再次是对不利于抗战的言行进行口诛笔伐。这一点在1944年底刊发的一系列社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一年12 月湘桂黔战役失败，桂林沦陷，日军直逼独山。《大公报》先是刊出社论《最近的战局观》，指责当局御敌不力，反对以“以空间换时间”的说法作为搪塞，提出“我们也应该有我们的斯大林格勒”。⑥要求蒋介石到前方督战。接着又连续刊发了《为国家求饶》和《晁错与马谡》等两篇社论，谴责贪官奸商和败将，引用汉景帝杀晁错而败七国之兵，和诸葛亮斩马谡以正军法的故事，要求当局“除权相以解除反对者的精神武装，戮败将以服军民之心”⑧，矛头直指孔祥熙、何应钦之类的军政大员。在前一篇社论中，执笔的王芸生，还向那些误国的贪官和权贵们三呼：“请你们饶了国家吧”!所表现出来的愤激之情和爱国之忱，给朝野人士以很大的心灵上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