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社会与经济重心整体西移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爱国主义思潮的强大压力和保持政治合法性的利益驱动下，国民政府先迁武汉，后迁重庆，表达了抗战到底、决不投降的信念。为躲避日军的烧杀抢劫，不作亡国奴，沿海城市的大批工厂、学校和平民纷纷西迁，由此，中国社会与经济重心迅速整体西移。

　　战前，中国工业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据统计，1937年6月，全国(东北除外)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工厂有3935家，创办资本37700万元，其中，约70%集中在上海、武汉、无锡、广州、天津等5大城市。全国3935家较有规模的工厂，仅上海就占有1235家，占总数的31.39%。由此可见江浙一带工业在当时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七七事变后，日军攻击上海地区的威胁日益增大，在社会舆论监督和政府优惠政策的鼓励下，深明大义的厂矿主及工人展开了大迁移活动。内迁工厂一般均以民船运至苏州、镇江，然后转用轮船上溯至武汉。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工厂内迁被迫中止。至12月10日，除去公营工厂外，上海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机器及材料14600吨，技术工人2500多名。上海迁出工厂多集中于武汉地区，至1938年2月，由上海等地内迁武汉的厂矿达137家，机器约25700吨，随迁技工2300余名。

　　由于失地太快，沦陷区内大多数工矿未能迁出。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止，除上海、武汉迁出304家工厂外，苏州、无锡、常州、南京、九江、芜湖、济南、郑州、广州、武昌、太原等地共迁出42家工厂，青岛、石家庄、广州等地工厂全部为敌所有。1941年，各地内迁工厂数增至639家，涉及机械、纺织、化学、教育用具、电器、食品、矿业、钢铁等行业，分别迁入四川(254家)、湖南(121家)、陕西(27家)、广西(23家)和其他省份(214家)。

　　全面抗战前夕，全国共有国立、私立及外国教会所办大学、独立学院和专修学校共108所，大部分设在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指示一些重要高校西迁，到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抗战教育基地。1938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全国战时教育协会，负责全国各地高校的迁建工作。为了扶持高校内迁和建立战时教育基地，国民政府制定了一些教育改革、奖励措施，对于扶持高校西迁、发展战时教育具有积极的意义。

　　1937-1939年间，沿海各地高校在战火中内迁，有的高校随着战局变化一迁再迁。除燕京、辅仁等教会大学保持中立未动、上海交大等校迁入租界外，内迁大后方的高校有52所，停办的有17所。如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私立南开大学合并，于1937年11月迁至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又迁至昆明，正式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与天津的北洋大学、北洋工学院迁至陕西省西安，合组成临时大学，后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大学、私立复旦大学、金陵大学等31所高校迁至四川省;国立浙江大学初迁广西宜山，1939年11月南宁失陷，又北移贵州遵义。国立中山大学于1938年10月先迁罗定，再迁至云南省澄江。到1939年底，西迁高校基本安置完毕。一些高校在原省区进行迁徙。留在战区续办的大学，北平有5所，上海有4所，天津有1所。

　　1940年，英美关系交恶，上海公共租界形势紧张。原迁上海公共租界及云南、广西等地的高校又相继内迁。如上海的国立交通大学、私立沪江大学从上海租界迁至重庆;滞留北平的私立燕京大学迁到成都;原迁滇南的国立中山大学迁往粤北;迁到昆明的国立上海医学院、国立艺专、同济大学也迁到四川省。

　　内迁高校多集中于四川省，共计48所，其中重庆有25所，成都有7所。各校因辗转迁移，人数大减，设备损失严重。据统计，1938年上半年迁至四川的14所高校共有学生4647人，教职员仅1063人。到8月，中国高校的损失已达3360余万元。1942年，30所迁川高校共有学生13510人，教职员2686人。到1945年，全国高校有了较快的发展，增加到141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