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进步文艺论析(2)

2018-03-02 18:11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郭太白手机版

　　如果说1938年下半年至1940年底，国民党对进步文化更多的是防范和控制，皖南事变后，推行的则是赤裸裸的文化专制政策。他们对中共实行由政治、军事和文化的高压政策，使1941年成为“文艺界消沉的一年，本来蓬蓬勃勃的气象，全被春江的寒流冲散”。

　　1942年下半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国统区广泛传播，贯彻“讲话”精神成为抵制和批判国民党“文艺政策”的最有力和有效的方式。为抵消影响，“纠正共产主义的左倾”，加紧文化专制。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进步文艺界从理论上批判国民党的文艺政策，还在实际工作中对文化专制政策进行坚决和巧妙的抵制。进步文化界在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的斗争，它使国民党扼杀抗战文化的企图破产，使《讲话》精神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使文艺界斗争性不强的弱点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克服，也使广大文艺斗争具有了政治斗争的意义，使广大进步文化人士争取政治民主对发展进步文化的重要性，从而确保抗战文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抗战全面爆发前，民国美术倡导的是以社会美育为中心的美术救国运动，倡导民族自强精神的艺术表现。大革命失败后，随着左翼文化运动的兴起，得到鲁迅先生倡导与支持的版画社团和木刻运动成为艺坛新兴的生力军。此时期也是漫画社团和漫画杂志勃兴时期，它们反映生活，抨击时政。抗战爆发后，其中许多漫画家“以刀笔为武器”投身到抗战第一线，也有不少美术家采用中国画、油画、木刻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

　　抗战爆发，“时代的动力，把‘象牙之塔’里的艺术推迫到‘十字街头’，把‘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推迫到变为‘宣传工具’”(赵清阁主编《我们的话》)。其中有油画宣传画、水墨宣传画、漫画宣传画，这些作品一般都是在大幅的布匹和墙壁上描绘，引导人们与现实抗争，唤起民族觉悟和增强民族意识。这也带来了大众化美术的时代高潮，艺术家纷纷深入社会，以油画、中国画等形式反映生活，尤以蒋兆和、徐悲鸿等为代表。木刻与漫画因其通俗形象的语言，促成了它们发展的第二次高潮。

　　沈逸千，1930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2年毕业。和其他艺术家一样，沈逸千与同学们一起绘制巨幅抗日救国宣传画，还自编自绘许多抗日救国宣传画，分寄海内外，远及美国、加拿大和南洋一带。沈逸千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为国家民族战斗的第一线，他的作品大多是战地写生或依据战地素材创作。日本侵占山海关、热河后，沈逸千组织了上海美专国难宣传团，北上察哈尔、绥远、内蒙进行抗日写生、宣传。他的《古北口血战》等作品，讴歌抗日军民的英雄业绩，揭露日寇侵略罪恶和妄图入侵我国内地的阴谋野心。1936年秋，沈逸千受上海《大公报》等报纸之聘，任新闻记者，专以速写画作通讯报道，随后又将这些新闻写生画整理集中起来，在上海、南京、杭州三地举行展览，并且汇集出版了《蒙西察绥写生集》。邵力子先生为他题了《蒙族骑士图》：“蒙古骑士当为大中华民族复兴途中最英勇之卫国前锋!”冯玉祥将军在《达里岗崖马群》上用隶书题了两句诗：“骅骝殊可爱，勿让倭人骑。”又在《观雁》上题：“若闻群雁唳，山河盼早还。”次年在南京参加“援绥义展”，声援爱国将领傅作义及其部下的英勇抗战。1937年4月上海展览中出现了如《骑士赴敌》、《壮士哭白头》等中国画水墨写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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