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民共同会的解散和独立协会运动的失败(3)

　　在这种情况下，汉城市民不胜愤怒，从1898年11月5日清晨起，就有几千名民众冲破军警的阻挠，在警务厅门前举行第四次“万民共同会”，推独立协会会员尹始炳为会长。在这次万民共同会上，李承晚、梁弘默等人发表演说，揭露守旧派的阴谋与迫害，他们理直气壮地宣称“万民共同会”群众与17人是“同功一体、同罪一体”，表示“确执死字同盟之义，以同死为荣”。要求立即释放17人。汉城全市的商人、学生亦自发罢市、罢课，声援万民共同会的斗争。下层民众争相给万民共同会捐款捐物，比如一名寡妇卖房子捐款100元，有一位卖辣椒的老太太在3元收入中送来2元，“以表微诚”，甚至侨居汉城的中国商人也主动赠送食品。就这样，数万群众冒着风雨严寒，在万民共同会的旗帜下坚持了五天五夜的集会斗争，终于在1898年11月10日迫使高宗皇帝以“笞四十”的轻刑将17人予以释放，并罢斥赵秉式、闵种默等守旧派。

　　但是，虽然17人被释放出来，但独立协会的奋斗目标并未实现，充当政府打手的御用组织“皇国协会”也依然存在，因此群众继续召开万民共同会，反对政府对独立协会的打压政策。1898年11月15日，汉城市民在庆运宫（今德寿宫）仁化门前召开万民共同会，以高永根为会长，谴责韩国政府取缔独立协会，要求“诛群奸、施六条、任贤能、允民会”。高宗皇帝不得不同意恢复独立协会，表面称要惩办赵秉式等人，暗中却授意皇国协会破坏万民共同会。11月21日上午11时，冲突终于爆发，吉永洙、洪钟宇指挥“皇国协会”旗下的褓负商2000多人袭击仁化门外的万民共同会，他们大声咆哮，木棒乱下，与会群众受伤者不计其数。万民共同会也不甘心被镇压，对皇国协会奋起反抗，据日本驻韩代理公使日置益在致本国的报告中称：“到了夜里，有一部分市民及万民共同会会员在城内各处跋扈跳梁，并谩骂褓负商或袭击被怀疑与此有关的大臣高官之宅邸，此种惨状无所不至，几乎尽显乱兆。”可见从这时起，由设立议会的政治改革目的而发起的万民共同会演变为一场大规模的反政府运动，对韩国政府而言无异于民乱。独立协会与皇国协会的冲突亦全面升级，而其实质则是君权与民权的尖锐矛盾达到白热化。11月26日，高宗皇帝与各国公使一道，破天荒地亲自接见了万民共同会的群众代表200人，表示接受他们的要求，晓谕他们不要“越权犯分”，并宣布“有罪无罪，不计轻重，一并荡涤，洞释疑阻，咸与维新”。于是独立协会在这“四千年初有之事”的感化下解散了万民共同会。

　　这时独立协会发生分化，上层领导人如尹致昊、南宫檍等人主张妥协，“曾前民会中有声誉者，多脱会潜匿”；而李承晚、崔正德等少壮派则主张继续斗争。1898年11月29日，韩国政府颁布中枢院新官制，议官仍然为50人，可是皇国协会29人，守旧官员4人，独立协会只有17人，守旧派被大量重新起用。于是独立协会激进派感到被高宗所欺骗，于12月6日在钟路发起第五次万民共同会，会长高永根数次上疏要求高宗恪守信义，实践诺言，清除守旧派，实行11条（即献议六条和诏敕五条）。但这更加引起了高宗和守旧派大臣的反感，他们认为召开万民共同会的独立协会“欲用他国民主共和之俗，变我邦君主专制之规”，是“天地所不容，王章所必诛”之罪，应该全面取缔。同时，高宗也曾针对独立协会召开万民共同会咨询各国公使，他们都主张“以巡检禁之”，尤以日本主张镇压独立协会和万民共同会最力。日本公使对高宗说：“倘若人民仍然敢肆意做出暴乱之举，便对此施以断然之处置，固无不可。凡政府皆有力保一国之治安，维持一国之秩序的权利义务。倘臣民妨害治安、扰乱秩序，采取相当措置予以镇压属政府当然之职能。”再加上万民共同会中有不少人提议亡命日本的“逆贼”朴泳孝回国，主导改革事业，更引起了高宗的恐惧不安。为了维护君权，高宗下定决心镇压和取缔独立协会和万民共同会。1898年12月23日，高宗动员军队镇压万民共同会，强制驱散了集会的市民。12月25日，高宗亲临端门晓谕民众，将11项罪状强加到独立协会身上，宣布取缔独立协会。1899年1月9日，活跃于万民共同会的李承晚等430多人被逮捕下狱，1月18日，韩国政府下令禁止所有集会活动。至此，万民共同会被彻底解散，独立协会运动也随之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