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是这样掠夺舟山渔业资源的(2)

　　渔民们和社会上有识之士多次强烈要求政府出面与日本交涉，制止他们的不法行为。 1931年4月，国民党立法委员、奉化人庄崧甫在过沪返奉化原籍途中，看到、听到因日渔轮侵入，引起甬江鱼市大起恐慌的情况，于是电告蒋介石及有关部门，设法保全领海主权，保护渔民生计。这份电报说到“因日本渔轮侵入江浙所辖佘山、浪岗、海礁洋面，巨舰大网，竭泽而渔，所以我国渔民，自冬至春收入大减。而日本渔轮则满载而归。且日人利用我国内奸，冒充中国渔轮，悬挂国旗，变易船名。其运销时，则以船中中国人出面，上海方面鱼行，与之暗订合同，广为推销。如此侵略，不但海权丧失，而渔民生计将决然断绝。查佘山浪岗海礁洋面，为我国东方大港，产鱼最旺之区。清明立夏间，尤为鱼汛最旺之期，江浙闽三省渔船，麇集于此，纷纷捞捕，无虑数千余艘，海产收入，不下二千余万，关系国计民生，至重且巨。近年以来，我国渔业已极凋疲，今又被日轮大肆蹂躏，若不急图挽救，百万渔民将束手待毙。望即火速派舰多艘，到地保护渔民生计，保全领海主权”。

　　庄崧甫的这份电报发出后，如石沉大海，不见有什么反响。不几天，由沈家门鱼栈公所、渔业公会出面再发一份电报呈国民政府，要求赶派军舰保护。据《申报》报道，电文说：“200余艘日本渔轮侵入我国领海，强行捕捞，并砸毁中国渔民的渔具，破坏渔场，在嵊山、海礁、佘山、鳓鱼山等处横冲直撞，极其野蛮，视我渔民性命如儿戏，要求政府多调军舰，梭巡洋面，禁止日本渔轮入内捕鱼。 ”接连两份电报发给国民政府，军舰没有调来，倒促使外交部跟日本驻华使臣重光葵接触了一次。外交部官员以极其和缓的口气对重光葵说：“要求贵方政府明令禁止日轮的侵渔行为。 ”不想这样低声下气的要求却遭到日本使臣重光葵的一口拒绝。

　　迫于民意，浙江省政府于1935年10月，呈报外交部要求制止日轮变本加厉的侵渔恶行。外交部官员又跟日方接触了一次。日方的回答十分狡猾：“我们日本当局向来是守法的，不准许日本渔轮进入中国领海捕鱼。你们说日轮侵渔，证据呢?你们要把侵渔日轮的船名、船籍港、船长或负责人姓名等调查清楚，我们才好处理，不然，叫我们到哪里查去?”这次接触又是毫无成果。我们渔民不懂日语，不识日文，要查清侵渔日轮船名、船长姓名等等谈何容易。日本有意刁难、推卸责任。

　　当时，日本方面一边耍滑头，一边派军舰在舟山洋面搞演习，对我宣示武力，威胁我们不敢再与他们交涉。

　　1937年4月25日下午，佘山洋面又发生大批日轮侵渔事件。当时有一艘我国的永茂号护渔轮在场，船上有懂日文的人，记录下内中四艘日轮船名：留朋丸第七、明治丸第十七、长运丸、白眉丸。四艘渔轮均为轮拖网，捕获力极强。渔民们以为这次拿到了证据，不怕日方外交官再抵赖。于是随即致电省府，要求外交部再与日方交涉。可是证据传到日本人那里后便杳无音讯，两个多月后的7月7日即发生“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中国，连大片国土都被日寇占去了，侵渔这样的事再无人理会。

　　三 倾销“东洋鱼”摧残我渔业生产

　　宁波原是舟山鱼货主要的营销地。旧时，宁波鱼市，主要集中在三江口靠奉化江的一侧，因这条街一面临江，故称“半边街”。销售水产品分鲜咸两类，鲜货行多设在半边街，称“外行”;咸货行多设在江厦街，也称“里行”。半边街的“外行”开设有宏源、东升、慎生、海丰、大昌等鱼货行10余家，他们都收购、营销鲜货，没有库存;“里行”则有自己庞大的仓库，较著名的有鼎丰、恒升、广润、万泰四家，经营产品是咸鱼和鱼干，如咸货中的咸鳓鱼、瓜鲞、咸带鱼、咸鳗、海蜇、烤虾、呛蟹等;鱼干中的白鲞、乌贼鲞(螟晡)、鲨鱼鲞、鲚鱼鱼考、红白虾皮等。“外行”的海鲜以供应当地居民为主，“里行”的咸货、干货则除供应本地外，还远销至福建、江西、湖南、四川等地。而“里行”、“外行”销售的水产品多来自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