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鬼子是我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1919年，我出生于南京市一个平民家庭，兄弟姐妹六人，母亲帮人做缝补。有好心人看到我家因为没钱，孩子读不了书，非常同情，于是介绍我上了一个教会学堂。我半工半读，一边学习，一边包下四层楼的卫生打扫。没想到，就这样虽艰难但还平静的日子也被打破了。

　　我记得很清楚，1937年12月12日，也就是日本鬼子占领南京的当天夜间，正在高中三年级读书的我与兄弟姐妹6人一道，在母亲的带领下，悄悄地来到了下关码头，乘坐一艘难民船离开老家南京，前往四川避难。

　　几天后船停靠在汉口，一上岸我便看见墙上贴有一张黄埔军校的招生广告。当时日本侵略军正大举侵入我国，很多地方已沦陷，在这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作为一名刚刚满18岁的爱国热血青年，我满怀一腔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决定投笔从戎。征得父母亲同意后，我毅然报考了黄埔军校，随后被录取到军校第十四期十中队步科学习。

　　我学习了两年，到1939年军校毕业后立即奔赴抗日第一线，与30多个同学被分配到第三战区第四十九军二十六师七十六团，先后任排长、连长、干事等职。我先后参加了几次比较大的对日战役，如南昌战役、上高会战(上安和高安)、诸绍战役(诸暨和绍兴)、金兰战役(金华和兰溪)、龙游战役(龙游和衢州)和浙赣会战等。其中，南昌战役和上高会战是我记忆中最深刻的。

　　南昌战役中，我们四十九军辖七十九师、二十六师、一○五师和预备第五师，军长是陈安保。我知道的当时预备第五师以一个团的兵力便衣潜入南昌，伪装成算命先生、乞丐、做小生意的等，一待部队打响后，就里应外合。记得5月6号我团攻打日寇占领的大塘李村，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和残酷，双方你争我夺，直至展开了肉搏战。当时我是少尉排长，分配的任务是拿下村中四个碉堡中的一个，那时部队下了死命令：誓与阵地共存亡!我心想“这头也不要了!拼了!”就跟排副商量怎么打。排副脑子特别好使，他让大家搞来十几条又老又旧的棉被，用水打湿，然后在人身上绑着手榴弹，盖上被子推起独轮车向碉堡冲。在我们快打到南昌城附近时，日军调来大批援军，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大举反扑而来，并配有骑兵，还施放毒气瓦斯，结果我方受挫。军长陈安保阵亡，七十九师师长负伤，我们团团长赵启阵亡，部队伤亡很大，我一个排的人差不多都打光了。后来，我趴在一个坟堆上指挥，被一颗炮弹打中，我的臂部和脸部中弹，被人用担架给抬了下来，送往鹰潭后方医院治疗。结果嘴上缝了十几针，开了两次刀。这场战役中，我部的任务是坚守住浙赣线，而日寇则要打通浙赣线从而想直取长沙的衡阳，在我军顽强的抵抗下，敌人的计划始终未能得逞，损失十分惨重，我军也有数以千计的官兵英勇献身。虽说我军未能攻克南昌，但也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牵制了敌人攻打长沙及衡阳的援军。我伤势痊愈后立刻重返部队，后来被提升为重机枪连连长。

　　1941年，我参加了上高会战，即上安和高安的对日一战。这一战打得很过瘾。我军以一个集团军的兵力围打上安和高安，我军采用麻袋战术，诱敌深入，结果大获全胜，俘获了很多敌人，缴获大量武器战马，敌人遗尸战场。我们连还分了四匹马，专驮机枪，这是很少见的事。当时我们的武器很差，大多是套筒步枪，日本人的武器却很先进。说来也很有意思，这里有个小插曲，那时日本人机枪打出来的是点发“啪、啪、啪”，意思就像“怕不怕”那么我们中国兵就不能打连发，不然就像是“怕、怕、怕、怕、怕”，于是我们就教育士兵应该打成“啪啪——啪啪”即“不怕、不怕”，其实这也是战术上节省子弹，避免暴露火力点，同时也是打心理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