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峰领导晋冀鲁豫边区救灾

　　破天荒提出历代政府不敢提出的救灾方针：“保证不饿死一个人”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由刘伯承、邓小平领导，总人口2800万，是华北最大的抗日根据地。彭德怀主持的八路军前方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都驻扎在本边区。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也驻在河南省管辖过的涉县赤岸、弹音、温村等村庄，距离国民党统治区很近。

　　据史料记载，晋冀鲁豫边区历史上就是一个灾害多发地带，各种天灾几乎年年发生，抗战期间也曾多次受灾，被民间形容为“八年抗战，四年抗灾”。

　　1942—1943年，和国民党统治区一样，晋冀鲁豫边区的灾情也特别严重。

　　在前几年局部灾荒的基础上，又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全区性的大灾荒，先旱后涝，继而蝗虫满天飞，使得农业收成大减，全区粮食收成不足正常年景的四成，这使得原先就靠“糠菜半年粮”过日子的边区人民，连最低的生活标准都难以达到。全区人民和全区党政军民机关团体面临着空前严重的饥饿死亡的危险。这不仅影响边区各项抗日工作的进展，更影响到全国抗战事业的正常进行。中共北方局办的华北版《新华日报》就多次用“空前危机”、“空前困难”形容当时的灾情并向全区人民发出警示。

　　在边区连续大灾重灾形成、加重之后，身为边区政府主席的杨秀峰，立刻把政府工作重点转移到救灾工作上，并亲自主持和领导这一工作。他认定救灾就是救人，救灾就是救命，救灾就是革命工作和抗日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决不能掉以轻心，得过且过。他火速成立边区生产救灾委员会，自任主任。他下令全区紧急动员，全力以赴投入到救灾工作上。

　　杨秀峰在这样的重灾面前，身处救灾的最前线，事无巨细，大包大揽，举轻若重。他出手的第一个重大举措是安定群众的情绪，树立人定胜天的决心和信心。他为边区政府起草的救灾指示中，破例提出了一个历代政府不敢提出的行动方针及实施目标——“我政府将保证不饿死一个肯于自救的人”，郑重地表示了抗日政府对人民负责，并与人民共患难的决心。这是告诉灾民，只要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救灾活动，肯于自救，就有生机，就饿不死。不久，他更大胆更有气势地把原先方针里的“肯于自救”几个字干脆去掉，向全区郑重宣布政府将“保证不饿死一个人”，更显示了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战胜灾荒的决心，体现着党对人民生命绝对负责的崇高宗旨。

　　“保证不饿死一个人”是历代政府不敢提出的目标。刚刚提出时，有些同志还有顾虑，怕灾情过重，万一发生死人的事，会损害政府威信，反而失掉民心。杨秀峰了解到这种情绪后，坚定地重申：只有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坚决落实“保证不饿死一个人”的行动口号，才真正体现人民政府为人民的实质。缩手缩脚，顾虑重重，不执行“保证不饿死一个人”的方针，就体现不出我们人民政府爱人民的本质。那样才会丧失政府威信，那也和旧政府没有本质的区别。他还沉重地说：历代灾荒中死的人，全是穷苦大众，我抗日民主政府绝不允许饿死穷人的历史重演。

　　树立“长期、整体、自救、生产”的救灾理念

　　杨秀峰不仅率先提出救灾方针上“保证不饿死一个人”的号令，而且根据历年的救灾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而坚定的救灾理念：第一，要树立救灾的长期观点。他要求“不可把救灾简单地看作临时突击任务”，“不能顾前不顾后地抓一把”。要“克服事前麻痹而灾情严重后又惊慌失措，拿不出紧急措施”等临时抱佛脚的行为。第二，要树立整体观点。“要重视根据地的整体性”，“发扬高度的民族友爱及互助互济的精神”。“非灾区要全力支援灾区”、“有饭吃的要认真帮助没饭吃的”。第三，强调自救观点。“反对单纯的眼睛向外或向上”，“只是等待别人来救济，放松自己应有的努力”，批评有些地区有些人，因缺乏自救观点，在得到外援后犯平均主义，使不该多得的多得，甚至浪费、挥霍。外援来的少或一时不来的，就埋怨和苦闷。这样的惨痛教训不能重复。第四，是最根本和最重要的一点，要树立救灾实际行动中的生产观点，也就是生产自救的观点。在全部救灾工作中从始至终把生产自救的观点真正落实。只有抓紧生产，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收到实效。发挥了生产自救的观点后，其他的长期观点、整体观点、自救观点才能更见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