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三事变上海难民救济工作情况：民间团体和政府都做了什么(2)

　　面对日益严重的难民问题，在沪的国际救济组织也积极参加救济活动。这其中，以法国天主教神父、华洋义赈会会长、震旦大学教授，被誉为“中国难民之友”的饶家驹发起组织的国际救济会最有成绩。该会成立于8月13日，先后在法租界设立6个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随着战争规模的日渐扩大，饶家驹又提出设立南市难民区的建议。南市难民区11月9日成立，该区在老城厢的北部，以方浜路、民国路为界，形成一个半月形地带，面积约为老城厢的的三分之一。南市难民区的管理，是由以绕家驹为首的由外籍人员组成的管理委员会负责。从难民区成立，至11月11日中国在南市的守军奉命撤退，为期不到3天。上海沦陷后，南市难民区在收容救济难民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他方面，上海基督教联合会在次期间组织了非常时期委员会，自行筹措经费，到9月初，设立收容所十处，收容难民达四千余人。考虑到天气寒冷，难民给养问题日益严重，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救济委员会发起了“全国基督教分文救济运动”，通过筹款帮助难民度过难关。针对难民中有许多产妇急需就医，8月份，一些热心人士及医师，在戈登路一零八五号生活小学地址，设立上海市难民产妇医院，义务提供免费服务。此外，海外华侨还踊跃捐款来帮助难民，从7月至10月四个月中，仅国民政府行政院收到的此项捐款，数额达到了国币四百五十八万七千八百余元。上海民间也积极参与到捐款中来，据《申报》记载，上海市救济委员会一日收到捐款如下：“纸业同业公会捐汽油费一千零六十元，橡胶制品业同业公会一千五百元。……南阳初中二年级生胡希强、希恕兄弟赠脚踏车各一辆。”可见各界人士热心程度之高。

　　二、政府的难民救济工作

　　战争初期，上海市主要的政府救济机构是上海市救济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于八一三事变前，由上海市社会局、上海市地方协会、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基督教会青年会、各旅沪同乡团体等组成，办理非常时期一切救济事宜。这个委员会表面上是由多个民间团体组成，但领导权由政府掌握。其主要的救济方式依然是收容和遣送。自战争爆发，在一周的时间里，救济委员会就收容难民人数达四万余。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负责全国赈灾事务的是成立于1928年的振务委员会，这不是一个战时难民救济机构，不能适应新形势，因此迫切需要设立一个真正的战时救济机构。同时，当时的难民救济政策也存在诸多弊端，单纯的收容和遣送显然只能解决一时的燃眉之急，一方面收容所的能力有限，即使遣送回籍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难民的生存问题。正如《申报》所评论的：“此种无计划的遣散，结果不过是甲地少一批难民与乙地多一批难民而已。对于难民这个严重问题，根本就依然没有解决。而且目前的抗战，决不是一个局部局地的事，今日甲地可以成为战区，明日乙地又何尝不能成为战区，然则又将乙地遣散于丙地了。这样转辗迁移，结果只见难民日益增加，后方愈益纷扰而已。”

　　随着难民问题日渐严峻，国民政府开始制订实施战时难民救济政策。首先第一个重大措施是由行政院于1937年9月7日颁布了《非常时期救济难民办法大纲》，并依此设立了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总会设于南京，“由行政院、内政部、军政部、财政部、实业部、交通部、铁道部、卫生署、振务委员会各指派高级职员一人为委员，以行政院所派之委员为主任委员。”依此大纲，10月1日上海市救济委员会改为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上海分会。机构内增加了上海戒严司令部、京沪杭甬两路局、上海航政局暨府属有关各局，继续办理难民收容和遣送工作。新机构增加了交通部门，有助于加强难民的遣送。第二个措施就是着眼于长期抗战实施新措施。《非常时期救济难民办法大纲》对难民的安置作了如下规定：无工作能力者于指定地点收容，或劝令私人设法收容；有工作能力者，参考其人数将之派往所属乡镇协助生产事业；适合当兵并且自愿者，将其纳入军队；对于失学的难童，安排进相关学校或施以临时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