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母亲黄杰(3)

2018-01-19 10:57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洪荒之力手机版

　　周恩来化名伍豪，对外身份是复旦大学的教授，身穿长袍，一副学者风度。刘伯承到苏联留过学，懂俄语，常在机关三楼翻译有关的军事著作。母亲把他们当成长者和老师。白区工作是在敌人虎口里的工作，随时都可能遇到盘问、搜查和跟踪，因此必须随机应变。一次，母亲去送文件，把文件藏在点心盒中，走到半路看到前面有一堆人，知道遇上搜查的了。她机警地转身进了一家杂货店，买了一点盐和卫生纸，又问老板娘厕所在哪里，就把东西放在柜台上，假装去了厕所，躲过了敌人的盘查。还有一次，母亲给何香凝送信，门房看她的装束很平常，怎么也不让她进去。后来母亲到旧货店买了一件假貂皮大衣，雇了一辆黄包车，趾高气扬地来到何府门口，没等下车，门房就恭恭敬敬地跑过来，请她进去了。

　　还有一次，周恩来让母亲给刘伯承送一份重要密件并请他来议事。母亲将文件放在一个茶叶筒里，到了刘伯承的住处，发现暗号没有了。秘密工作机关都有自己的暗号，或是一盆花，或是挂一个什么东西，或是其他的一些办法。刘伯承家里的暗号是在窗户上挂一条红绳，当时红绳没有了，表示有情况。母亲看了看周围不像有情况的样子，又在弄堂里和房子周围转了好几转，也没发现异常，但是仍然不敢贸然闯入，为了安全起见只好回到机关。周恩来正等得着急，见文件没送到，很生气，认为误了事。母亲感觉很委屈，刚要辩解，正好这时候刘伯承不慌不忙地走了进来。母亲立刻迎了上去，焦急地问：“你到哪里去了?”他说：“没有去哪里呀。”“那为什么暗号没有了?”母亲赶紧追问一句，更加着急。刘伯承开始一愣，想了想，一拍脑门笑起来，用他那特有的四川腔调说：“莫要急嘛!可能是我家里的那位拿去拴鸡了，她刚从老家过来，不了解这些嘛。”大家哄堂大笑，虚惊一场。

　　1932年春，母亲调到江苏省妇委，在我党著名女革命家钱瑛、帅孟奇领导下工作。妇女工作是工人运动整体的一部分，通过工作，母亲与刘少奇、杨尚昆等同志都比较熟悉。刘少奇见了她不叫名字，叫梳小辫的姑娘，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

　　不久，母亲又被调到闸北区和沪东区任女工部长。1933年5月1日，在盲动方针的指导下，上海地下党组织全市大游行，母亲带领工人队伍到中国地界集合。游行还没有开始，巡捕就得到消息，他们挥舞着警棍驱赶群众，群众和警察发生了冲突。队伍一下就乱了，母亲为了保护群众不幸被巡捕抓捕。做秘密工作的人，对被捕、坐牢早有思想准备。当时一起被捕的还有一个叫陈一福的同志，她在宋庆龄组织的国民御侮自救会做秘书工作。为了对付敌人，母亲和陈一福共同商定：黄杰叫赵映华，陈一福叫张俊华，她们是表姐妹，就住在国民御侮自救会沪东分会主席的楼上。在审讯中，她们从容应对，坚持一致口径，敌人始终没有发现她们共产党员的身份，宋庆龄又请了律师，为她们做了有力的辩护。法院最终以所谓“违反民国紧急治安法”治罪，判刑5年，由于念其是“年幼无知的妇女”，于是减半执行。母亲在敌人的牢狱中度过了两年七个月的铁窗生活，母亲团结狱中的难友，与敌人做坚决的斗争，到1935年底出狱。

　　母亲出狱后，上海党的机关已经遭到几次严重的破坏，找党非常困难。为了找到党组织，母亲辗转来到了香港，1936年4月与潘汉年同志取得了联系，又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在暴风骤雨的革命斗争中，母亲由一个反对封建礼教，追求独立的女孩子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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