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母亲黄杰(2)

2018-01-19 10:57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洪荒之力手机版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了八七会议。为了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母亲和县委的同志们分析了形势，认为松滋县比较偏僻，国民党没有驻军，只有一些地方民团，虽然民团的武器不错，但战斗力不强，于是决定秘密开展农民运动，准备武装起义。母亲和她的战友们广泛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就建立了金鸡山等十多个党支部，发展党员近500人，同时农民协会也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了，并成立了“松滋县工农自卫大队”，松滋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

　　准备武装起义期间，形势发生突变，鄂西特委遭到破坏，特委书记张继枢、团委书记张光杰被捕，英勇牺牲。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县委来不及开会研究，母亲当机立断，决定提前起义。“进剿”的民团被全部消灭了，起义的队伍中只有一人受伤。起义三天后，敌人集结各区民团和当地驻军四十三军，向起义队伍疯狂反扑。由于寡不敌众，起义队伍只好撤退到九岭岗，与敌人周旋。敌人把九岭岗层层包围，集中火力强攻。农民自卫队内无弹药，外无援兵。母亲和县委的同志们分析了局势，认为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只能暂时转入隐蔽，保存力量，以利今后长期斗争。于是，他们集中力量守住山口，掩护已经暴露的党、团员和革命群众疏散隐蔽，把枪支和油印机等埋在九岭岗对面的猫儿盖山下，队伍平安转移了，保住了这些革命力量。后来，这些同志参加了贺龙领导的部队，成为红二方面军的一部分。九岭岗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九岭岗起义是湘鄂西早期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震动了松滋，震动了鄂西，在松滋人民的心中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在九岭岗起义失败后，母亲成了松滋反动政府通缉的“要犯”，在群众的掩护下撤退到刘家坪、王家大湖一带。敌人的“清乡”步步紧逼，母亲是外乡人，又剪了发，放了足，不易隐蔽，无法在当地坚持斗争。党组织决定让母亲回到家乡郝穴镇暂避。回到家中后，当了民团团总的伯父对母亲一直怀恨在心，要置她于死地。当时军阀割据，交通和通信都十分落后，当地驻军和民团并不了解母亲在松滋的革命活动，只能将她软禁在家中。在软禁中，特委来人传达周逸群的指示：“黄杰在当地目标太大，出来活动容易暴露党的组织，决定派她到上海去工作。”从此，母亲离开了生她、养她并为之战斗过的故乡，踏上了新的征途。

　　1929年4月，母亲辗转到达上海，由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第一线转到秘密工作战线上。母亲在上海法南区委工作。在上海没有掩护身份是不行的，当时党的经费很困难，生活都靠自己想办法解决。母亲在夜校学习了英语，并考取了电话接线生。

　　1930年5月，江苏省委需要妇女干部，将母亲要去。同年7月，中央派曾中生同志去南京组织领导兵运工作，调母亲协助他。1930年9月，母亲被调到了中央军委做秘密交通工作。

　　从中共五大起，中央就在上海设立了军事部，领导全国武装斗争，由周恩来任军事部长。1930年春，各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蓬勃发展，为了加强对全国红军的统一领导，军事部改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刘伯承、聂荣臻、傅钟、曾中生、朱瑞等是军委委员，欧阳钦是秘书长。军委机关在成都路，是一栋三层的楼房。大家住在一起，生活上互相照顾，女同志当家庭主妇，轮流买菜做饭，他们不分职务高低，常常说说笑笑，像一家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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