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的姑父李济深

　　李济深是我的姑父，更是我的恩师。我10岁第一次看见姑父时,他英姿勃发，胯下枣红马四足生风，卷起满路飞尘，令我心生敬仰。与姑父接触后，他的温厚热忱和知识广博更令我印象深刻，我打心底里尊敬这位长辈。13岁时，我在广州读书，当时姑父在广东任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参谋总长，我的生活和学习得到了姑父细致的照顾。那时候我身体比较瘦弱，一次到姑父家吃饭时，姑父对我说：“泽棣，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要多补充营养，如果身体这样瘦弱，以后怎么能够适应军校的生活啊，以后你来吃饭就让厨房给加上两个菜。”我非常感动。以后每周的休息日，姑父总会接我来家里吃饭，教我学习，我渡过了一生中最愉快和难忘的时光。后来,又从姑妈周月卿和哥哥周泽甫口中知道姑父曾任黄埔军校副校长，追随孙中山先生带领军队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的故事，更令我钦佩不已。也是从那时开始,我将姑父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为指引，立志报效祖国，为家乡做实事。

　　姑父造福百姓，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城市建设发展尽心尽力。1924年，姑父任梧州善后处长，办理梧州及其各地善后事宜。他打算在梧州蝶山办一所高级中学，就和当时广西建设厅厅长、留美回来的盘珠祁硕士商谈自己的想法。而盘珠祁认为，梧州市居西江上游，为广西内河航运的咽喉，交通便利，地理位置重要，与其建一所中学，不如建一所大学。姑父对盘珠祁这一建议，大为赞赏。事后马上将此建议与当时的广西省主席黄绍竑协商，黄绍竑表示竭力支持。于是，姑父便奔忙于筹办学校的事务中。1928年，广西第一所大学——广西大学终于在梧州蝶山正式开学。

　　姑父不仅十分关注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对城市建设更是呕心沥血。1924年，梧州城区北门外珠投岭24号商铺不慎失火，火势蔓延入城，烧毁了商铺4709间，全城主要房屋烧掉70%。灾后，梧州商埠局总办李衡宙决定拆城墙，筑马路，拓宽街道，并参照广州街道式样建造骑楼建筑。姑父得知后,鼎力支持梧州修建粤式骑楼，更倡议临街建筑统一修建为商铺骑楼样式。现在的骑楼城区域面积达1平方公里，骑楼街道22条，骑楼建筑560幢，骑楼街总长度达7公里，已成为了梧州的一张城市名片和繁华的商业中心区。

　　姑父是孙中山先生忠实的追随者，深得孙中山先生的信任。1925年3月，姑父得知孙先生不幸在北京逝世的消息时心情十分沉痛，他授命副官李炯与梧州各界磋商追悼办法，成立了追悼孙先生的筹备处。3月24日中午，在大校场隆重召开了大规模的追 悼会。到会人员约有五千人，由姑父主持并发表演说和宣读祭文，他还亲笔为孙先生书写挽联。4月22日、26日、28日，姑父为筹建中山纪念堂召开了三次会议。在召集各界代表参会时，他说，“为何要建筑纪念堂，原因有三：一是孙中山为创造中华民国之勋，吾人为崇德报功起见，应有纪念堂，以垂永久;二是孙中山先生既有大功劳于国家，应建纪念堂使后人瞻仰，且时常深有感触，知道孙中山创业之艰难;三是梧州市内向无集会之地方，现拟建筑大规模之纪念堂，让市民有地方时常得集会之便利。又由于孙先生曾三次驻足梧州，并曾游览茶山(后改名为北山)，对茶山颇有好感，故纪念堂应建在茶山上”。会后，姑父又率先带头捐款。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在1930年10月建成全国最早的中山纪念堂。

　　1940年，姑父任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巧妙地支持了进步力量和抗日活动，并营救了很多共产党人，其中包括越南共和国领袖胡志明。当时，我在驻柳州的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麾下任军需处处长，此时，胡志明正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监禁在广西柳州监狱。姑父得知此事后，马上向我发来了信件，嘱咐我要帮助改善胡志明在监狱里的条件，并给予充分照顾。当时，在军需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为保证胡志明的营养，每天给予增加一份蛋和肉菜，令胡志明非常感动。天气渐凉时，我又亲自到狱中，为胡志明送上加厚的棉服，尽己所能给予胡志明生活上的照料，不负姑父的重托，完成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