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学家尚钺逝世(2)

2018-01-06 06:00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郭太白手机版

　　在学校，尚钺一面继续写小说，一面在学生中秘密组织团体，让学生接触《大众生活》《全民抗战》《中国的西北角》等进步书刊，还以学生读书会名义，自己垫款从平、津、沪一带设法邮购了《呐喊》《彷徨》《野草》《大地》《母亲》等书籍供学生阅读，启发学生的思想觉悟。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培养，介绍学生到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37年3月，在离开中卫中学前，与孟长有、姚怀廉、左琏、刘应春等12位学生合影留念，并在照片顶端题字：“青年的弟兄们，我们的道路只有审思、明辨而不挠地前进！”这体现了一个伟大革命者上下求索的心境与足迹，也体现了一个前辈长者与其后诀别的砥砺与期待。几十年后，年近八旬的尚钺，在自己的《经历自述》中写道：（当时）我的处境十分危险，又找不到党组织，就决定到延安去找党。有十二个同学听说我要走，他们也表示要跟我一同走，但我不能告诉他们我去什么地方。他们送我走了六七十里路还不肯回去。半路上我们下马车去吃饭，我才拿出自己事先写好的一封信，让他们拿着到陕北延安去找党。我的信是写给延安党组织的。信中作了自我介绍，并把我在宁夏对这十二个人做过党的宣传和教育一事向党作了汇报，希望党继续培养他们做宁夏建党的骨干。我带着孩子、家眷，不能过黄河，只能绕道去陕北。后来我在武汉还收到这十二个人的来信，说他们到延安后不久，党就分配他们到洛川学习去了，他们很高兴……直到“文化大革命”，学校去宁夏调查我以后，我才知道党真的派这些同志回宁夏去搞建党工作了。他们当中有的人已成为宁夏的第一批烈士……

　　告别了中卫中学，尚钺又来到省城宁夏中学（今银川一中）任教。一段时间后，为了寻找党组织，于1937年回到北平，没有与党组织联系上，便又去了陕北，途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董必武指示他，先去武汉工作，再解决组织关系。1938年到武汉，由郭沫若介绍，到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任中校图书资料室主任。1939年武汉失守前，又随第三厅迁往重庆。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再次掀起反共高潮，第三厅被迫解散。他遵照党的指示，离渝赴滇，先后在昆明瑞云中学、云南大学任教，讲授国文和中国通史。同时，继续培养学生走向进步。

　　1943年，中共中央派原南方局宣传部长华岗来昆明，做龙云的统战工作，同时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帮助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的高级知识分子学习，了解华北八路军的战斗情况和中共的政策。参加文化研究会的有闻一多、吴晗、潘光旦、曹昭抡、李公朴等人。他们后来参加了民盟，对推动云南的爱国民主运动起到重要作用。当时，尚钺协助华岗、楚图南工作，成为西南文化研究会的骨干。1945年，尚钺重新入党。1946年8月，根据党的指示，先后到上海、山东、华北解放区，在山东大学、山西北方大学、河北正定华北大学任教。1949年秋，随党政大军进京，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尚钺任历史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学部委员。这期间，他除了讲授中国历史等课程外，还编写了100余万字《中国通史讲义》，写了许多学术论文和专著。1954年，主编《中国历史纲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内容丰富、结构清晰、语言简练，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深受广大干部和历史教学界的欢迎，多年畅销（累计至今已发行40余万册），国外还先后出版了日、俄、波兰文几种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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