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周保黎(7)

2018-01-03 17:44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郭太白手机版

　　当时，新编41师被精简撤销，所有军官编入军官总队等待转业回家，据说转业费很少，有些甚至连回家的路费都不够，军官们感到失望与愤怒，开始闹事。王正大概是闹事头领，闹得比较凶，那时他脚有伤住在周保黎家中。

　　有一天，军统的人和周保黎说，王正是共产党，可否进家抓捕?周保黎说，不可能，王正跟随我多年，这次是因精简而闹事。

　　王正在周保黎家住了近两个月，脚伤好后，王正便对周保黎说，想回家了，但觉得门外有军统特务会抓他。周保黎就用汽车把他一直送出了西安，自然也送了些回家的盘缠，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国军从延安撤退，解放军伏击没打，胡宗南军营中议论纷纷。此时，军统也传话出来，说王正离开周保黎家就跑去延安了，使得议论更沸沸扬扬。周保黎感到了人言可畏、口水淹人的压力。

　　从胡宗南的角度来说，周保黎在自己左右多年，尽忠尽职、尽心尽力，视为心腹。母亲说，所有军官，师长、军长要进官邸见胡宗南，都要警卫、副官先进去通报，时常胡宗南还不待见。而周保黎进出官邸无需报告，自由进出，享有如此待遇的没几个人。虽然胡宗南不相信军中对周保黎的议论，但在与周保黎谈话时也问过好几次，解放军为什么不打?

　　自从延安败退，胡宗南损兵折将，伤亡惨重，也受到蒋介石的训斥，情绪低落，周保黎感觉到胡宗南的冷漠，产生了心灰意冷之感。

　　母亲在世时多次说过军长刘戡，与周保黎是关系要好的军中友人，在没有进军延安前，刘家人来人往，门前车水马龙，好不热闹。刘戡战败成仁后，家里则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父亲回到西安后多次与母亲去看望刘戡太太，只见刘家门庭冷落，悲惨凄凉，哭声阵阵。

　　正是上述这些原因，从延安回到西安两个月后，即1948年5月，无官职的周保黎便向胡宗南告假离开了西安，从此结束了为胡宗南效力的生涯。

　　汤恩伯的委任

　　1948年7月，周保黎举家迁居上海，欲解甲归民。

　　11月，周保黎不回西安的消息被新任京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听说，汤恩伯便在官邸约见周保黎。

　　用汤恩伯的话说，他是看着周保黎在军中长大的。

　　周保黎在黄埔军校6期读书时，汤恩伯任黄埔6期学生大队上校大队长;其后，周保黎实习结束调回黄埔军校做训练尉官，与汤恩伯共过事;周保黎进入国军教导2师当副连长，汤恩伯在该师当旅长;后此师改编为第4师，周保黎升任连长，汤恩伯升任该师副师长。而后，周保黎在军中的表现，汤恩伯也多留意关注，可以说，汤恩伯对周保黎信任有加。

　　此时汤恩伯正受命以上海为中心布防长江下游南岸，其中属下第20军是新调来的川军，汤担心对该军的指挥、补给、协调不力，特委周保黎出任第20军副军长，委任书当即递交，限日到任。并说，将安排舰船载运军官家属撤至台湾。

　　在周保黎的心目中，汤恩伯有教官之尊、长官之尊，也很感谢汤恩伯在自己解甲之时还如此信任、委以重职。

　　但是，周保黎自从延安败走，特别是离别胡宗南后，思想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当时的战场上，国军连连战败，主力几乎耗尽。周保黎在简历材料中写道：“以我当时的判断，1949年，中国大陆即可全部解放，1950年，台湾必可解放，香港亦可收回。”离开西安后，父亲与母亲经过认真商量，决定解甲归民。

　　就在两个月前，湖南亲友还带信来，说程潜号召“湖南人为湖南出力”，希望周保黎来湖南。因“归民”思想已定，也没有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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