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姑姑罗衡其人其事(2)

　　罗衡在妇女运动讲习所结业后，换上军装，参加北伐军，从事宣传工作。北伐军到武汉后，黄埔军校在武昌成立分校。其中招收了女生队，罗衡便担任了该女生队区队副。虽然她在军校的时间不长，但从此与黄埔军校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情缘。姑姑和我父亲同结黄埔缘，他们之间又多了一份黄埔深情。1927年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派遣她与张邦翰、张禄等7人为国民党云南省党务筹备委员，这时她年仅17岁。5月回到昆明，在圆通街挂出“中国国民党云南省党务筹备处”的牌子，社会上称之为“圆通派”。罗衡任常务，兼理财务。两个月后，罗衡与张禄、张邦珍奉令前往南京，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罗衡在宋庆龄家遇见宋美龄，经宋庆龄介绍，结识了宋美龄。由于罗衡才气过人，文笔潇洒，性格刚毅，气质不凡，深得宋美龄喜爱，从此以后，她长期兼任宋美龄的私人秘书，宋美龄的很多文稿信件均出自她的手笔，成了宋美龄的得力助手和男装心腹。

　　1929年罗衡与挚友张邦珍公费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攻读经济地理与自然地理。在法期间，罗衡与张邦珍、施莉侠3人同住同行，同抱独身主义，且行动大胆，别出一格，被称为“云南女中三怪”。以后罗衡终身与张邦珍相随，形影不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罗衡回国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干事，国民参政会第一、二、三、四届参政员。在参政会上，在南京立法院大会上，她不畏权势，敢于讲话是出了名的。她拍案斥责孔祥熙的贪污违法行为，揭发过孙科的丑闻，宋子文、何应钦等当时的高官政要，无不被她一一抨击披露。当时的新闻界评论她是有强烈正义感的“炮手”，不畏权势的铁女子。此时笔者父亲罗家模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南京黄埔军校)任职，兄妹再次相聚南京。那时罗家模已成家，周末罗衡常到兄长家，共忆往昔，峥嵘岁月多坎坷。时值全面抗战开始，全民抗战情绪高昂。当时在南京的还有罗家模的五弟黄埔军校第八期毕业生罗家梓，正在南京黄埔军校十二期和十三期读书的侄儿白太常、罗用颜等。深受“爱国统一”黄埔精神培育的一门黄埔兄妹侄子五人同聚南京，正值风华正茂之时，岂容日寇横行中国!大家常聚罗家模家里，抨击时事，愤斥日贼，言辞激昂，磨拳擦掌，准备驰骋沙场。1937年底日寇占领南京前，家模、家梓、罗衡及侄儿全部跟随部队、学校、单位撤出南京，以后又在不同的战场上参加了打击日寇的战斗。

　　抗战期间，宋美龄在重庆白碚主办荣誉军人自治实验区，安置抗战中的200多名残疾官兵，罗衡被宋美龄聘任为荣军自治实验区少将主任。她又由男装改穿军装。她组织残疾官兵参加力所能及的工农业生产，将实验区管得井井有条，受到社会好评。

　　抗战期间，龙云在昆明创办的南菁学校急需配置一个得力的校领导班子。时值罗衡和张邦珍从法国留学回来，1938年校董事会便聘请张邦珍任校长，罗衡任教导主任。自此罗衡便经常穿行于重庆和昆明之间，既是军人，又是学者。这一对挚友都是有正义感和责任心的爱国志士，情投意合又志同道合，她们上任后把全身心都投入到自己钟爱的教育事业上。在她们的领导下，全校“笃学、慎思、行端、履实”蔚然成风，走上了求真、务实、创新之路，成为昆明乃至西南地区的名校之一。罗衡姑姑的一位堂弟叫罗敬扬，在抗战期间曾就读于南菁学校，他在回忆文中写道：“罗衡主任原是我们的三姐，因她一直女扮男装，家人都称呼她“三哥”，我也一直叫她“三哥”，她虽然比校长平易近人，但在我们兄弟、侄子眼里，还是够威严的。校长和三哥自幼同窗，形影不离，后来又一起去了台北，古稀之年，三哥病逝，张邦珍亲临主丧，她俩有理想、有抱负，呕心沥血培养人才，难能可贵。”另一位当时的南菁学子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学期末了，我们有幸参观了校长的寝室。进门就是一片红色。鲜艳的地毯、玫瑰色金丝绒的隔帘，闪着豪华的光彩。对面两张床，一张是张校长的，一张是罗衡主任的。她们是一对好朋友，两位新女性。张校长经常穿白衬衣，下穿半短裙;罗衡女士则一身笔挺西装，头发剪成男式分头。她们潇洒自如，整洁大方，不愧是当时女中英豪。她们的卧室虽然布置得光彩夺目，但她们对待教师同事，从来不居高临下。”从这位南菁学子对罗衡寝室的回忆文中，我又多了一份对姑姑侠义大气之外另一面深藏内心世界的女性贤淑爱美之心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