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前夕二去南京的特殊使命(2)

　　军部决定派我去，而且决定让这三个日本人同走，以表示我们大义凛然、无所畏惧的气概。行前，华中局还专门为我开了个欢送会，与会的一些负责同志对我这次深入虎穴的行动均表示赞誉，也有的叮嘱我去后注意安全。我表示“这次是日本人乞求于我，估计日本人不敢对我下毒手，但万一日本人翻脸不守信义，我也作了准备，无非一死而已，请同志们放心”。我和纪纲夫妇及那三个日本人渡江到镇江，然后坐火车去南京，住在日方安排的将校(级)军官招待所内。

　　到南京的第二天，日军“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二科主任参谋(代理科长)乔岛代表尾琦大佐设宴欢迎，以中菜招待我们。并且说，他的上级专门批准拨给400公升汽油，作为专供我们坐的汽车的消耗之用，我们可以在南京游览。我知道当时日军的汽油供应已经到了非常匮乏的程度，他们这样做，无非是故意表示大方，一则为的是讨好我们，二则也是为了掩饰他们贫困的窘态。第三天，日军华中派遣军的副参谋长(也是主管特务工作的)今井武夫在中山路原国民党政府铁道部的那座大楼里和我们见面，表示欢迎，谈话中以茶点招待。我正式向他们说明，我是新四军的联络部长，是奉新四军军长的命令前来的。他主动提出，有一个皖南新四军的政治干部押在南京，问我们是否要带回去，以此想让我们先向他提出要求。我知道日方提出的这个干部是一个可耻的叛徒，我托词拒绝了。他接着提出日方希望在华中和我们达成局部和平的协议，甚至愿意让出八个县城给我们。并且还说，华中局势不要很久就会有变化，希望我们将来能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美英和蒋介石军队……这次谈话把日本人的意图暴露出来了，实际上，日本人就是怕我们和美国军队合作，特别是美军在沿海登陆时怕我们配合美军行动。日本人想抢先一步拉拢我们，以防止美军行动。因为当时确有几件事使日本人惶恐不安，使其敏感地意识到这种可能性。一件是1943年夏从湖南衡阳国民党飞机场起飞去日本轰炸的美军B29轰炸机在返回途中，在我苏北盐阜地区上空，因飞机发生故障，机上人员跳伞降落在建阳县湖垛镇日伪据点附近。我民兵游击队为抢救美国飞行员与湖垛日伪军发生战斗，最后救出5名飞行员。新四军3师副师长张爱萍和洪学智接见他们，后送交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军部转送他们回去了。这件事，使美方感到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当时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史迪威将军，是一位具有远见的开明军人，在1944年他曾提出美国在装备蒋介石的同时，也应装备活跃于太平洋海岸线的八路军、新四军。这个主张曾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支持，并派以包瑞德为首的美军观察组赴延安，同解放区军民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日本人和美国人都清楚，黄海和东海岸边辽阔的农村基本上都是在我抗日根据地内，这一地区也是最接近上海和南京等城市的。如果美军要在这些地区成功登陆或空降，是离不开我们的支持的。当然，我们为了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是不会上日本人这个圈套的。所以，当时我向日方说，我可以听听你们的建议，但是我现在不愿意具体讨论这些问题，可以把日方的意见带回去请示新四军领导，同时我趁此机会故意向日方就目前的军事形势作了简要的阐述：目前欧洲战场的形势已急转直下，德、意政权瓦解，德军在柏林已投降，欧洲战场的战争已胜利结束，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越岛战术虽伤亡大，但也得到了重大成功，中国战场的形势也在发生新的变化。我着重指出，我们在战争中是付出了重大牺牲的，但战争也锻炼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进步，我们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成为建设中国的重心……这一席话，今井也只得肃静地规规矩矩地听着，而毫无反驳。今井武夫见谈不下去，第四天又由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以冈村宁次代表的名义出面来见我们，并设宴以西餐招待我。这位小林是日本天皇的亲弟弟，身份是不一般的，他知道要具体谈判已不可能，便向我说：“我们双方既然有友好的意向，具体问题先不谈，希望保持联系。”以后我在南京又住了几天，到处观察了一下，便回来了。这次基本上摸到了日方的意图，亲眼看到了日本上层军人虚弱而低沉的情绪，回来向华中局和军部作了汇报。从南京回来以后，时局发生急剧变化，我们情绪非常振奋，日夜在注视着这些变化，预感到最后胜利已在望。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了《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6日，美国飞机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苏联百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同时，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8月10日和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了受降及配合苏军作战等7道命令。我军在前线各地开展了全面反攻。8月15日夜，饶漱石突然派人来把我找了去，进了饶的房间，我发现他异乎寻常的兴奋，一见到我，就急不可耐地告诉我，他刚收听了美国电台的广播(他英语相当好)，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