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维：新旅的启示

　　“新旅”.是新安旅行团的简称。这是一个对抗战有功，在海内外都很有影响的抗日救亡团体。它诞生于1935年10月，由江苏省淮安县河下镇的新安小学14个小学生自己组织起来，请校长汪达之做顾问。这个旅行团，不是外出游山玩水.而是到处唤起民众。奋起救国。他们先在镇江、南京等地宣传，再到上海这个更大的城市活动.并从上海走向全国。1936年10月，鲁迅先生病逝，走在送葬的群众行列前头的，是由新旅成员组成的挽歌队。12年后的1949年5月.当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时候，打着腰鼓进城的.也是穿着军装的新安旅行团的同志们。新旅作为一个团体，可以说是爱国主义的集体标兵。

　　我知道“新旅”比较早.约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从上海的报刊上获得他们的消息，非常羡慕。但不敢梦想自己也能出去活动，因为我当时刚成为一家中药铺的店员，没有条件。

　　我有机会和新旅的同志接触，是在1938年的秋天。抗战爆发。我即投身抗战，1938年10月参加浙江省战时政治工作大队，从浙东步行到浙西前线，我和几个同志被派到安吉县梅溪镇做宣传工作。不多久，有两个客人来看我们。他们自我介绍，说是新安旅行团，从桂林派出来的。一听是新安旅行团的同志，心里很高兴，好像是仰慕已久，尚未见面的朋友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他们两个一大一小，大的一个年龄和我差不多，叫曹维东，小的是个少年，叫何为。曹维东说他是新旅从淮安出发的老团员。我说，我在上海的报刊上看到过你们的消息。他说，我们的同志写文章.说上海工厂的烟囱。比我们乡下的茅坑还要多。他这个比方，引起在场的人大笑。1938秋正是武汉失守后不久，我们请他讲讲当时的情况。曹维东把新旅参加保卫大武汉，做了哪些工作，讲得既简要又生动，他还说新旅是最后撤出武汉的，现在转到了桂林。桂林总部派他们两人到金华来了解浙江的抗战情况，在金华听到有许多抗日救亡青年，在杭(州)、嘉(兴)、湖(州)前线和沦陷区工作，很感兴趣，所以就赶来了。我们希望他们俩留下来一起干，他说这要回桂林汇报以后才能决定。

　　约过了一年光景，1939年秋，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把在浙西各县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青年，调到天目山集训，企图解决我们的“思想问题”。这时，我与曹、何两位又在天目山相遇了。在抵制国民党当局思想同化的斗争中，曹维东有精彩的表现。训练团举行时事辩论会。争议苏联出兵波兰是不是侵略?曹维东和一个姓潘的女同学是主张不是侵略的一方。当着全团四五百个同学和行署官员的面，曹维东列举历史真相.说明苏联出兵波兰是收回失地，不是侵略。他以救火为例，说明苏联出兵起到了防止火势扩大的作用。他说得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同学们热烈鼓掌表示支持。训练团当局企图利用我们仇恨日本侵略的情绪，引导我们反苏的图谋落空了。我则亲自体会到新旅同志的水平和能力。

　　我曾经和新旅的一个同志一起工作。那是在1943年春日伪军对苏北盐(城)阜(宁)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的时候。当时我是滨海县(现响水县)情报总站总站长，县里分配来一个少年来当文书，他叫吕恩涛，是新旅于1942年从国民党地区转移到盐阜区以后接受的新团员。由于对敌斗争形势紧张.团里安排他回本县去隐蔽一段时间。他不愿回家当老百姓，要求在反“扫荡”中做些工作，接受考验，县里才分配他到我们这里工作。滨海县境内和周围地方敌伪军的据点多。情报来源多。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党政单位来我们总站要情报的也多。过去限于人力。一般只是口头提供，小吕同志来了以后。他把我编写过的情报用复写纸复写若干份，由来人取回，这样提高了情报的准确程度。他字写得清秀，人家看了也高兴。他成了我们的好帮手。我们相处得很好。一天，小吕同志说，他想给我刻个图章。我说现在哪来刻字的东西，刻了也派不上用场。小吕说，材料他会想办法，现在用不着，也许将来会有用呢。我以为他说着玩的，没想到才过了几天，他把刻好的图章拿出来了，刻在半张麻将牌上，刻的是我的签名章。我很喜爱这个图章一直带在身边。到了1949年1月，淮海战役胜利，我军解放蚌埠，我作为蚌埠市军管会的一个成员，在接管敌伪报纸的时候，这个图章派上了大用场。这个图章现在成了我保存下来抗日战争时期唯一的纪念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