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士游览团考察日本的过程 绅士游览团的访问成果如何

　　绅士游览团受命朝鲜王朝，于1881年2月9日开始了日本的访问，后来又陆续有成员加入。1881年5月7日，绅士游览团再次前往日本，这次的规模比之前大得多，而且他们在日本逗留了74天，收获颇丰。这些游览团成员还将其在日本的见闻写成各种报告呈交给高宗，非常细致全面地展现了当时的日本。

 

　　过程
　　“绅士游览团”一行自1881年5月7日离开朝鲜釜山以后，途经对马岛、长崎、马关、大阪、神户、横滨，于5月27日抵达日本首都东京。一行在东京逗留74天，期间前往横滨、大阪等地出差考察。他们以私人旅行自处，拒绝住在公廨，而是住在民间旅馆。“绅士游览团”在考察期间，受到了日本朝野的欢迎，并得到了日本政府的协助。当时日本驻釜山领事近藤真锄在游览团出发前的报告中写道：“此行将会成为朝鲜国开化之基础，希望能善待他们，采用手段使其大开眼界”。在1881年5月7日，即游览团启程那天，日本《东京日日新闻》就以“（朝鲜）开化党员五十名は日本漫游”为题进行报道，对游览团寄予期待；而在1881年5月20日《朝野新闻》的报导中，则留下“绅士游览团”中的思想开化的鱼允中与较为保守的沈相学之间争辩的一段逸话，可见日本是将他们作为“开化党”来看待的。朝鲜考察官员赵准永也称：“日人朝议以臣等之来谓之修好益笃，预饬沿路勤于接待，且遣外务省属官迎接于中路，所过之地，地方官或来见于店社，或请邀而馈之。”当时为了给他们的视察作向导，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于6月初专程归国，与游览团同行，此外曾与朝鲜打过交道的外务省代书记官宫本小一和元老院书记官森山茂也负责接待游览团的任务。
　　在日本期间，“绅士游览团”成员会见了他们所负责考察部门的长官，以及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左大臣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右大臣岩仓具视、参议伊藤博文等日本政界巨头，同时又和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等频繁接触。除了考察日本政府各部门以外，他们还对日本社会进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等方面的全方位观察。经过两个半月的考察，“绅士游览团”一行在1881年8月5日参加了日本外务省的饯别宴会，8月8日以后踏上归国之路。1881年8月27日（闰七月三日），除了鱼允中、金镛元前往中国考察以外，其他10名朝士乘坐日本商船“千岁丸”抵达釜山，返回了朝鲜，结束了日本考察之旅。部分随员如柳定秀、俞吉濬和尹致昊等则留学日本。《高宗实录》对此行记载道：“本年正月中，秘命赵准永、朴定阳、严世永、姜文馨、赵秉稷、闵种默、李宪永、沈相学、洪英植、鱼允中等，前往日本视察，而名称以东莱府暗行御史，故国史只书其复命。其复命也，各有闻见记献上，而烦不可录。”
　　在考察过程中，“绅士游览团”成员大多数都注意到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的蒸蒸日上，主张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文物。比如李宪永说：“凡于厚生之方，富强之术，有可移者移之”，赵准永指出：“若其军制、枪炮、船机、农业诸法之可以固国裕民者，犹可以法”。闵种默亦向高宗说：“以中国之众且大，不无受损于洋人，则不可谓之强也；虽以日本之小，方务富强之术，不无张大，不可谓之弱也。”“绅士游览团”成员这些想法有一部分很快付诸实践。赵秉稷的随员安宗洙在日本向农学家津田仙学习农业，回国后写成《农政新编》一书；朝士金镛元在日本参观大阪造币局，学习“金银分析法”，还在造船所学习了航海技术，在釜石矿山学习了冶铁技术，1882年11月获得了日本政府颁发的名为“器械图卒业证章”的技术资格证；孙鹏九最初想到东京大学学习西洋医学，因日语能力不足而没能入学，于是到品川玻璃工厂当实习工，学习了玻璃制造技术。不过，在肯定日本工商业和科学技术发达的同时，“绅士游览团”成员对于日本社会风俗的西化大多持批评态度，这是因为“绅士游览团”成员出身朝鲜王朝统治阶级而秉持的儒家观念和立场所致，反映出“绅士游览团”的局限性。比如他们对日本儒学的衰微表示忧虑，比如闵种默说：“明治以后，贮新书，其泰西之文，十居八九。馆无生徒，但四五游学之人时寓馆焉。或云要路之人行此举，不胜感慨。”严世永说：“置书籍馆于文庙内，中华、日本、西洋之书毕具，就读者日数百人。噫！古圣设学，岂或为杂种不经之书而始之也？”只有鱼允中在观察日本之后对儒学有所批判，他写道：“我邦素尚儒道，以沉潜柔懦为贤，无一人勇敢作气者。是可先变风俗，使之痛革前习而后可耳。……古人每以安贫为贤，真不是也。使人安贫而不务养生之具，何以保其口体？此儒学之所以不振也。”总的来看，“绅士游览团”成员在考察、认识日本的过程中还是以“东道西器”的理念为主，即维持传统体制和文化，输入先进科技，而没有上升到全面变革的层次。
　　成果
　　“绅士游览团”最大的闪光点是其成员呈给国王高宗的各种报告。首先是受命考察日本各部门的朝士分别所撰的“视察记”，其次还有几位官员撰写了以“闻见事件”为题的报告，另外一些绅士和随行人员也留下了若干私人性质的游记，这些文献资料多达100余册，均用汉文写成。其中“视察记”主要是将当时日本官方文件的翻译而成，是对日本政府各部门沿革、职能和下属机构的简要概括；更有价值的是“闻见事件”和相关游记，这些文献更侧重于日常见闻的记载，而其中呈现了大量有关日本社会情况的细节描写。其中主要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