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位老”郑位三(6)

　　1957年5月29日，为正确解决一大批在中原突围时复员、隐蔽和掉队人员的党籍问题，郑位三与陈少敏联名向中央组织部写了一封信，恳请中央考虑当时中原局的实际情况和组织决定，承认和解决好这批革命同志的党籍问题。6月6日，中组部将此信批转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委据此妥善解决了这批同志的党籍问题。不少老同志每谈及此，都非常敬佩地说：“位老和陈大姐作为领导者，是有政治勇气和敢于承担政治责任的。如果没有为革命同志担政治风险的无私无畏精神，是不会这样做的。”但这些人在“文革”中又遭批斗，而且大多数人又被戴上“叛徒”、“反革命”的帽子。郑位三本人在“文革”中，也因为向中央组织部写了这封信，遭到批斗和迫害。但他始终坚持党性，刚直不阿，宁愿自己经受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也不推诿责任，牵连别人。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本着实事求是和有错必纠的原则，推倒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结论，为一大批在中原突围时复员、隐蔽和掉队人员恢复了党籍和政治名誉，对被迫害致死的人重新举行追悼会，平反昭雪，让其子女们卸掉了沉重的政治包袱。如今，湖北省以及省外还有数以万计的新四军、中原军区老战士健在，每当他们回忆中原突围的血火征程时，总忘不了郑位三1957年5月29日向中央组织部写的那封信，心里充满感激之情。

　　在如何评价高敬亭的问题上，郑位三敢于秉公直言。高敬亭是红二十八军政委，在1935年至1937年领导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中作出过重大贡献。抗日战争开始后，由于他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认识不够，犯有错误，本属思想认识问题。但当时组织上没有很好地分析问题的性质，以反党的罪名将他处死。郑位三对这个问题始终有自己的看法，多次讲到要重新认识。1960年5月，他不顾“左”倾思想的压力，再次提出自己对高敬亭问题的看法。他说，高敬亭这个人，第一，他有错误，特别是在与中央的领导关系上处理不够好;第二，他不是反革命;第三，他确有大功;第四，当时对他的处理研究不够。1980年5月，党中央决定为高敬亭彻底平反。此时，郑位三已病逝，但事实证明他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关于历史事实的处理上，郑位三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最典型的是如何实事求是地分析鄂豫皖苏区。早在50年代末，郑位三就指出：鄂豫皖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块大的革命根据地，对全国革命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特别是鄂豫皖苏区大胆地提拔使用一大批作战勇敢的农民干部，为我军建设作出了贡献。当时有人问郑位三对鄂豫皖苏区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如何体现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时，他说，由于敌人分割封锁，交通阻塞，当时鄂豫皖没有见到反映毛泽东思想的材料，一点也没有接受到毛泽东思想。因此，在研究这段历史时，不能讲毛泽东思想当时怎么指导鄂豫皖苏区两条路线斗争，只能说如何运用毛泽东思想去研究鄂豫皖的历史。郑位三说：“中央错误也好，正确也好，鄂豫皖执行时都是天高皇帝远，独立自主的作用大。中央不能经常直接指示，很大程度上是本地人当家。不能作这样的判断，中央正确的时候，鄂豫皖就正确;中央错误的时候，鄂豫皖就错误。鄂豫皖本地干部没有哪个自始至终代表正确路线，情况往往是，这个人在这个问题上正确，那个人在那个问题上正确，这是鄂豫皖两条路线斗争的特殊情况，没有哪个始终代表正确，没有哪个始终代表错误。”郑位三这段话讲得很朴实，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实事求是的。郑位三无私无畏，敢讲真话，实属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