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位老”郑位三(4)

　　1946年中原突围前夕，为了战胜蒋介石30万大军对中原军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担任中原局代书记、中原军区政委的郑位三和其他领导一起，进一步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教育全军指战员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生产自救、渡过难关。他还特别重视教育驻地部队要与群众紧密联系，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争取反内战、求和平的胜利。在礼山(今大悟)县宣化店的一次人民群众大会上，郑位三亲自把一块由他题写的“民为邦本”四个大字的大匾赠送到人民代表的手中，以此表达中原军区的人民解放军对人民群众的感激之情。他曾在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用生动贴切的比喻说：“群众好比母亲，小孩没有母亲就没有奶吃。我们的党和军队没有群众，就不能生存。”

　　在1946年6月的中原突围战役中，郑位三以身作则，联系群众，紧随部队，带病突围，为广大指战员作出了表率。在突围前夕，中央考虑他的身体有病，不便随军突围，发电报要他先去延安。但他不顾个人安危，回电谢绝，坚持随部队一起行动。他还说：“中央要我离开部队回延安，这是中央对我的关怀。但我是部队的主要负责人，若在此时离开部队，会影响干部和战士的情绪。”在突围过程中，无论环境怎么困难，郑位三总是坚持同大家一起战斗。他与李先念、王震、任质斌、陈少敏等领导人日夜操劳，听从党中央的指挥，认真分析和研究敌情，沉着指挥战斗。当部队冲破敌人重重封锁线进入陕南后，由于秦岭山高坡陡，连马都不能骑，郑位三和陈少敏因身患疾病随军行动实在艰难，李先念便安排顾大椿等人负责照顾两位首长，并指令陕南游击队直接护送他们到陕北去。虽然是这样安排，但郑位三毕竟是四十多岁的人，而且正在病中，在崇山峻岭之中跋涉，实在是举步维艰。然而，为了不加重同志们的负担，他强忍着病痛的折磨，用绳子绑着鞋子，拄根棍子，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地向前走。有时，他还强打精神，说几句笑话让同志们乐一乐，使大家精神饱满地赶路。为了大家的安全，他担心小孩哭声惊动敌人，硬是横下心让妻子蒲云将两岁多的儿子郑非迟留在老百姓家里，使随行的干部、战士感动得流出了眼泪。

　　中原突围到达延安后，郑位三主持召开过中原局会议，初步总结新四军第五师和中原局的工作。常年艰苦的革命活动，使从小体弱的郑位三患上了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胆结石和胆囊炎。虽然他的忍痛能力很强，但经十几年的南征北战，中原突围战役胜利结束后，他的病越来越严重，使他无法坚持第一线领导工作。1948年秋，根据组织的决定，郑位三来到山东临朐县倪家庄华东军区高干休养所疗养。1949年6月，又转到山东济南市特别师警备司令部休养。新中国成立后，因体弱多病，党中央同意郑位三不担任具体工作职务，留在湖北休养治病。1949年至1955年初，郑位三居住武汉，休病不休闲，始终关心着湖北、武汉的革命和建设。其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等十分关心他的健康，希望他尽快康复，及早出来担任领导工作。

　　1955年8月，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首次实行工资制度时，鉴于郑位三对党、对人民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他被定为行政3级工资，享受政府副总理级待遇。党中央、国务院对郑位三的政治、生活给予了优厚的待遇。1955年4月，党中央把郑位三接到北京定居养病，一开始住前门打磨场胡同北官园20号。这里是一套气势恢宏的建筑群，总占地面积有十几亩地，由3个院子合成一个大院。1960年，郑位三全家搬迁至景山前街14号。这是前苏联首任驻华大使尤金的官邸。郑位三在这两处居住时，中央警卫局都派一个班的战士值勤，还有秘书、卫侍长、公务员、驾驶员、炊事员。面对这种新的生活环境，郑位三仍然保持着清平、简朴的生活习惯。实行供给制时，每月补助给郑位三的300元津贴，他全部用作解决老区人民和革命烈士后代的生活困难问题，自己和家人过着十分节俭的生活。他对于衣食住行，从来不提任何要求。厨师做什么，他就吃什么，用车、衣着等都十分节省，始终保持一位老共产党员特有的廉洁和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