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大同的 贝者博

　　1937年9月中旬，日军侵占大同以后，不仅对中国人民进行了血腥的统治，而且利用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烟毒和贝者博来摧残大同人民的身心。贝者博正是伴随日军的残暴行径在大同地区滥泛成灾。

　　日军侵占大同以后，就开始大肆煽动人们贝者博。日本陆军特务机关收买大同地方秘密会社“清帮”的头目张明道，组织了“道义会”。由“道义会”的骨干分子出面领“戏”，开“俱乐部”(实为赌场)，地方伪政府除对其征收所谓的“特种行为税”和“娱乐捐”外，还利用“俱乐部”作为特务活动的场所。一般人不懂什么是“俱乐部”，只知道它是赌场。当时，大同城内，在太宁观街、仓门街、北街天主堂、南寺和北门外等处都设有“俱乐部”。“俱乐部”中主要的 贝者博方式是“押宝”。后来，大赌头崔寿臣在大北街又设立了一所高级“俱乐部”——“聚贤社”，专供一些伪官员和大赌徒贝者博所用。贝者博的方式，除“押宝”外，还有打麻将、推牌九等。赌场设有女招待，供应高级饮料和点心等物。这里一局赌下来，有时能有数千元至万元的输赢。

　　“俱乐部”的设置，当然不限于城内，在口泉、矿区一带也有。如口泉街和下堡各设有一处，在同家梁矿的黄草洼也设有一处。这些俱乐部都附有一个戏班，经常演出。煤矿的俱乐部和它处的不同，它是由当时的“大同炭矿”出资委托几个把头经营管理的。他们名义上是给工人举办“福利娱乐事业”，实际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赌场，里边的“娱乐”项目只有“押宝”，参加 贝者博者多数是社会上的无业游民，真正的矿工并不多。因为由外省招来的单身汉工人，出井以后，矿警怕他们逃跑，都派兵看守，因此他们都住在大宿舍，出入既不自由，又无钱作赌资，根本就不能进赌场。只有那些本地人，有家有业的工人，他们大部分当了班组长，手中有点积蓄，而且行动也自由，因此，他们常被引诱到俱乐部进行狂赌。日久天长，积蓄输光，于是就不得不在把头们面前借支，以维持其家庭生活，结果往往在经济上受到把头的控制，其中有一些人只好听从把头支使，欺压其他工人，为虎作怅。

　　除上述的俱乐部以外，城内及口泉、矿区的几个戏院，也进行贝者博活动，其方式是卖彩票，分40个号码，戏散场时开彩，中奖号码可得到原票价20倍的奖金。一场戏，有时能卖出4000张票，而座位只有七八百，因此，不少买戏票的人并不看戏，而是在场外等待开彩。另外，戏院的大门内，有人还不停地在搞“小五号”(金木水火土五行)或“十二胡”(鼠、牛、虎等十二胡)的打彩(用气枪打转盘) 贝者博。戏院门前，人山人海，不是观众，而是赌众。参加戏院贝者博的，大多数是家庭妇女，她们有碍于社会风气和个人体面，不能参加象押宝一类的贝者博活动，因此就热衷于买彩票，由此可见赌风之盛。

　　此外，各个戏班到乡下演戏，只要向地方的警察署交足“娱乐捐”(其中包括贿赂)，领得“许可证”，就可以放手贝者博。因此，乡村中每多演一次戏，赌潮就高涨一次。“娱乐”成了“贝者博”的代名词。

　　在煤矿，还盛行着大小把头间的相互贝者博。这些人的贝者博，以斗牌(推牌九)为主，一桌牌九往往能见到上万元的输赢。他们的赌资都是靠剥削工人而来的。

　　日伪政权提倡贝者博，民间的赌风也刮起来了，斗纸牌和打麻将的人，在居民中随时随地都可以遇到。尤其是麻将，较大的商店和旅店把打麻将当作招待客商的手段，牌桌整天整夜不闲。普通居民，整天整夜搞 贝者博者，也大有人在。此外还有赛马。马都是由厚和市(今呼和浩特)、集宁一带调来的。男男女女的观众，差不多都要买一两回马票。有的人回回都买，而且一买就是很多张，达数百元的输赢。赛马会一般都要举行30到40天，输赢数目大为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