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子关战役前后

　　七七事变发生时，我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八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会议，决定在军事委员会之下添设六个部，为保密起见称为第一、第二……第六部。最先成立的为第一部，主管作战，任我为部长。其余各部以后陆续成立，但名称不保密了。我被任命为作战部部长，并非因为我有什么指挥作战的才能，而是因为那时李宗仁、白崇禧尚未到南京来，蒋介石对各方面的联络还需要我戴着这个头衔去奔走，我不过是出场跑跑腿而已。九月，敌先后侵占大同等地。蒋介石要我到山西去看看，同阎锡山商量以后的作战计划。

　　大约是九月二十日前后，我到达太原。那时八路军已渡过黄河开入山西增援，我在山西饭店碰见不少八路军的高级将领。阎锡山在雁门关的岭口设立行营，亲自到前线坐镇去了。我到岭口找阎。跟阎锡山在一起的有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绥靖公署参谋长朱绶光，还有一个是第二战区军法监张培梅。我把蒋介石的话转告他们，并说：“蒋委员长认为山西是多山地区，易于防守，而且晋绥军对防守也有很好的经验，务要将山西守住，控制平汉铁路的西侧面，不让敌军沿平汉铁路南下渡过黄河，进而威胁武汉。”阎说：“中央的指示，我很清楚，也很同意。我在抗战前，在山西境内各要隘及太原城北郊，都作了一些国防工事，也就是为了保卫山西。”

　　他又说：“大同的撤守，是战略上的自动放弃。我同委员长的指示一样，要死守住东起平型关，中经雁门关，西至阳方口之线。”阎锡山还说，他认为非大赏不能奖有功，非大罚不能惩有罪，所以对放弃天镇、阳高作战不力的军长李服膺必须枪决。其实李服膺是阎的亲信，当初阎是想袒护李服膺的，但在群众愤怒要求之下，加之军法临张培梅力争，阎不得已才枪决的。

　　阎锡山还说，照他的判断，敌人必先取得山西，然后沿平汉路南下。如果平汉路方面，能在保定以北(当时保定附近我军尚未南移，但前方的卫立煌、孙连仲已后撤了)挡住敌人，敌人光从大同方面进攻雁门关，尚易抵御。如果保定、石家庄不守，敌人必然进攻娘子关，从东北两方面包围山西。

　　判断日军对晋北方面是主力的进攻，平汉路方面是助攻。晋北方面现在只有晋绥军和八路军，兵力尚嫌不足，不能兼顾娘子关方面。为确保山西起见，尚须加调中央军来山西协同作战。

　　我同意阎的说法，答应回南京后向蒋介石去说。当然，我在回京途中的时间里，他也立刻打电报向蒋介石请求。

　　临走时，阎还对我说：“我坐镇雁门关，决不后退。你报告蒋委员长，放心好了。”我见在那里没有什么事，也就回太原转返南京。在石家庄见到平汉路方面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刘峙、徐永昌(他任什么名义已忘)、林蔚(军委会高参)，知道卫立煌部和孙连仲部都已沿平汉路西侧地区后撤，战事正在保定附近进行。石家庄是准备于保定失守后的又一防线，这就是战略上节节抵抗的部署吧!

　　在石家庄，忽然传来了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的好消息。这是抗战以来第一次打了胜仗!当时石家庄的人民群众，以无比兴奋的情绪庆祝这个胜利，竟然在那种时候放起鞭炮来，几乎把战机的空袭都忘记了。

　　那时我仍兼着湖北省政府主席，就从石家庄直回汉口，把省政府的职务交给秘书长卢铸代理，然后乘船去南京。我把山西的情况向蒋介石报告后说：“阎百川虽决心很大，但他自己同一些老人坐镇雁门关也不是办法，应该有个长久计划，山西才能确保。”我还说：“平型关虽然打了一个胜仗，但日军还在继续不断增兵，山西以后的困难必然是很多的。”蒋介石忽然问我说：“你到山西当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帮帮阎百川的忙好吗?”当时我想：这个问题很不简单，蒋固然是想我去山西帮帮阎锡山，其实也就是他想在山西插一手。我和阎锡山以往就打了不少交道，在这时候他不会拒绝我的。同时我也想起，作战部在蒋介石作风之下，不过是承转命令的机关而已，而且陈诚一起首就有电报反对我，说我“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这样做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于是我说：“委员长考虑很是，我也愿到那里帮百川的忙，但要求委员长先征得百川的同意。”后来阎锡山回电虽同意了，但是有条件的，他推荐与他有历史关系的徐永昌继任作战部长，蒋介石也只好同意。

　　娘子关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