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光华：“江抗”的传奇（四）(3)

　　我方从俘虏口中得知，敌方是日军青旸警备队。指战员全力奋战，敌军被击毙数人，其余龟缩到东平庙里，在庙前用九二重机枪和小钢炮向我疯狂射击，并发射紧急救援信号弹。战士们向小庙雨点般投掷手榴弹，一跃而前击毙敌重机枪枪手和弹药手，并用刺刀拼搏，杀死另一名弹药手。庙外日军全部逃进庙里。小庙为东平庙，内有两侧厢房、三间正殿和天井，四周有坚固的高墙。为迅速解决战斗，我军架设木梯，爬上屋顶向庙里投手榴弹，用火油灌注草木火攻。一部分战士撞开庙侧前后门，突入正殿。几名垂死挣扎的日兵躲在佛像后面放冷枪，被我接连打倒。我部指战员逐屋搜索，将暗藏残敌全部消灭，到深夜11时，战斗结束。小庙内外遍布东倒西歪的敌尸，敌青旸警备队队长早野中尉倒毙在庙外桑树田两挺被炸歪的机枪旁。“早野绿明”的签名照片、黄呢军服、指挥刀、黑皮包、九四手枪、手表和军用地图均被缴获。

　　这一仗持续了三个小时，我军共击毙日军27人，毙伤俘伪军15人，合计歼敌42人，缴获九二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三挺、三八式步枪20多支、掷弹筒一支、弹药数箱。我方牺牲4名，伤20余名。

　　桐岐一战，充分揭露了反共顽固派勾结日伪的可耻行径，打击了日本侵略者骄横的气焰，显示了我军英勇顽强歼敌的战斗作风。陈毅代军长迅速来电嘉奖，称赞此战“为开创东路我军歼灭战之先声”。东路人民称赞我二纵队为“江阴老虎”。敌人提起我二纵队也是“谈虎色变”。

　　1941年3月，新四军第6师成立，新“江抗”被编为第18旅。

　　(八)

　　新“江抗”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化工作丰富多彩。“战地文艺轻骑兵，铅字排印出书报”。“大众剧团”男女团员二三十人，打起仗来做后勤抢救伤员和动员群众工作，平时编排短小节目为军民演出，教唱新歌。营、连有文化教员，有文书员，纵队有宣传、文化干事，有书记员。文书、书记大都会用手工刻钢板油印少量《捷报》、《快讯》，质量不高。谭震林同志非常重视党政军民的政治工作、文化教育和干部的理论学习，在部队里办起了《东进报》，开始也是手工刻钢板油印，后来发展到铅字和木刻字相结合，在印刷机上开印，三五天一期，每期印发1000多份。1940年7月7日，《东进报》报头套红特刊印发2000多份，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19周年和全面抗战3周年。报头大号字是用手工木刻。报纸内容部分字模不够用，也是用手工木刻代替的。有的铅字太少，就设法用小刻刀刻去一点，或把两个字各去一半拼成一个字。

　　新“江抗”调到江阴祝塘任民主政府区长的于玲同志，做了当地一个小型印刷厂人员的工作，动员该厂同志连人带厂参加抗日，因此有了一个规模逐渐趋于完善的东路印刷厂。部队派出做扩军工作和采购军需用品的同志到上海，通过上海党组织购到一部印刷机和部分原材料，动员了几位在《大美晚报》和印刷行业工作的同志下乡，报社和印刷厂力量明显加强。印刷厂还负责排印东路特委面向军内外干部的《江南》杂志和面向地方的《大众报》，排印“江抗”政治部编辑的《工人与革命》、《农民与革命》、《家庭与革命》等小册子。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1938年5月4日发表了《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战争》(即《对新四军进行游击战争的指示》)和1940年5月4日发表了《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也先后发出了相应的指示。上述指示总的精神是：在敌后广大地区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比在敌前同友军一起受其压制约束要好些。敌情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即使是平原水网地区也同样可以发展。指示强调，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地区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培养干部。指示要求，要造成猛力向前的作风，集中一切力量为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而斗争。两次五四指示，军民如沐春风。新四军“江抗”在苏南，积极主动地贯彻执行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尤其是两次五四指示，涌现了城乡青年忙参军、军民鱼水情谊深的许多感人场面。当时流传一个“四有”顺口溜：“有一颗爱国心，有一盏指路灯，有一股精气神，有一种鱼水情。”还有一个口号：“‘江抗’，‘江抗’，不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