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细菌战最后的幸存者(3)

　　今年2月16日，在石公桥镇政府大院后的一间小屋里，向道仁拿出一份多年前整理出来的受害人名单，逐个指着名字说：“他死了，他死了，他还在，他死了……”其实从着手搜集资料开始，向道仁就打算写一本关于细菌战的书，只是至今未能如愿。年纪越大，写书就变得越困难。“我要把所有资料交给小儿子，让他帮我把书整理出来。”向道仁说，“把书发给石公桥和周家店每个受害人的后人。”

　　发黄的受害人资料，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吴光才 79岁 常德市鼎城区周家店镇

　　熊善初 83岁 常德市鼎城区周家店镇

　　2月16日，记者见到了吴光才。得知记者要采访后，吴光才就守在家里等着。一同等候的还有熊善初，以及3名受害人的遗属，6个老人最小的也有65岁。

　　与向道仁一样，细菌战时熊善初和吴光才都染上了鼠疫。熊善初今年83岁，吴光才今年79岁，两人都写得一手好文章，向道仁搞细菌战受害人调查时，他们是向道仁的“秘书”。

　　当时熊善初在周家店镇中心小学读书，班上51个学生有7个被感染了，头痛、流鼻血，熊善初吃了7天的药，得以痊愈。但哥哥成为家里第一个丧命的人，8岁和4岁的两个侄儿相继染病死去。吴光才的姐姐去石公桥镇卖鱼买米，染上鼠疫后，表姐和姐夫照顾她，三个人都死了。向吴家传死讯的贵雪儿随后也染病死了，这也导致吴光才被传染。吴的父亲卖掉一头耕牛，凑齐医药费后，将他送到外国人开的医院里治疗，这才保住了吴光才一条命。

　　石公桥和周家店，从早到晚都是人们的哭声，此起彼伏的哭声持续几个月后，镇里就安静下来了——没有得到救治的都死了，有的村子死得一个不剩。鼠疫传染到更远的地方，直到1944年，“还听说有人鼠疫死掉。”

　　当幸存者及遗属开始筹备对日诉讼后，熊善初、吴光才和向道仁一起，连同两镇多名受害者遗属，搜集整理相关资料。这些资料足有20多斤，吴光才专门做了一口大木箱子把它们保存起来。

　　如今这些资料纸张已经发黄。“细菌战”过去已半个多世纪，老人们仍能记起每个细节，“我们可能家里钥匙放哪不记得，但这些事记得很清楚。”熊善初说，“印在脑袋里，忘不掉的。”

　　年轻人很少讨论细菌战和老人们的故事，但只要听到有人聊起类似的话题，几个老人就会凑上去发表意见。“前几年，我们还在小学给学生讲过课，不是为了恨，只是希望他们了解得多一些。”熊善初说。

　　看着桌子上的一大堆材料，6个老人讲完了各自的故事。“官司可能打不赢，但这些要一代一代传下去。”受害者遗属周迪成说。

　　听说长沙最后一名细菌战幸存者易允中不久前去世，老人们都有些黯然。周迪成说：“他们(向道仁等幸存者)被我们称作老化石，老化石越来越少，可能等几年你再来找，就找不到了。”

　　熊善初83岁了，身体还很硬朗，但他忧虑的是：能不能找到合适的接班人，保存这些发黄的纸张?

　　时任日本“731”部队大本营参谋部作战科科员井本雄男的23册战时日记被发现，其中清楚地记载着：“1941年11月4日，“731”部队航空班的增田美保操纵九七式轻型轰炸机5点30分从江南南昌机场起飞，6点30分到达常德，从常德上空不到1000米的高度空投带鼠疫的跳蚤36公斤。同时投下的还有保护跳蚤的棉花、谷物等。投放时有一侧撒布器开盖不充分，只好将整个容器连笼子投在西洞庭湖上。”

　　1941年11月24日，中国红十字总会检验学组主任、细菌专家陈文贵奉命前来调查，通过对死者解剖化验，最后作出权威结论：11月4日，日机投掷鼠疫蚤，导致常德鼠疫流行。——据新华社

　　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民间诉讼索赔案

　　1931年到1945年，侵华日军曾先后对中国20多个省区发动大规模细菌战至少36次以上， 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

　　1997年8月11日，108名浙江和湖南原告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正式起诉，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原告团在2年后增至180人。

　　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对原告团作出承认事实、回避责任的一审败诉判决。

　　2002年8月30日，中国原告团向东京高等法院提交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