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阶段(3)

　　坚持、巩固时期的特点，可以用一个“熬”字概括。抗战进入1941年后，日本统治集团酝酿、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军针对敌后广大地区敌我双方皆依托相当巩固阵地进行持久争夺的局面，改以“总力战”方针，对华北、华中实行残酷的“治安强化运动”、“清乡运动”。国民党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于1941年1月悍然制造“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党中央、毛泽东对抗战严峻形势有着清醒深刻的估计，1942年6月13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电报中指出：“华北、华中斗争极紧张残酷，要熬过今明两年须费极大牺牲。”(注12)山东是日军视为心腹的重点地区。到1942年，日军在山东的兵力增至4.7万人;由于加强了对山东国民党部队的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降，山东伪军由1940年底的8万人激增至16万人。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采取了“扫荡”、“蚕食”、封锁等多种措施，仅1941、1942年两年间，出动千人以上“扫荡”就达70余次，万人以上的“扫荡”达9次之多。1941年冬，日军第十二军集中5万余人对鲁中沂蒙山区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山东军民奋勇抗击，粉碎了日军空前规模的大“扫荡”，但山东抗日根据地中心区也遭受严重损失。“至1942年底，敌人在山东境内修筑的封锁沟、墙竟达4000公里之长，相当于山东省周长的两倍多。我根据地受到严重蚕食，面积比1940年时缩小了约三分之一，有的地方甚至压缩成‘南北十余里，东西一线连’的状况。”(13)残酷严峻的斗争形势，也使山东党的高层内部长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党中央、毛泽东从全党全国大局出发，决定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刘少奇赴延安路经山东时，作为中央代表帮助解决这些问题。1942年3月3日，中央书记处致刘少奇电报中指出：“目前山东工作处在比以前更加艰苦的阶段”，“不仅由于敌人残酷‘扫荡’，地区缩小与分割，主观上亦存在相当严重弱点……”(注14)1942年4月10日，刘少奇到达山东分局、第一一五师驻地临沭县朱樊村，经过周密调研，很快找到了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4月26日，刘少奇召集山东分局委员谈话会，在充分肯定山东四年抗战工作成绩的同时，严肃批评了山东领导工作中存在的缺点、错误。根据刘少奇报告精神，山东分局连续召开会议，党政军领导同志以整风的精神发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朱瑞代表山东分局作了《抗战四年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的任务》的报告，对山东抗日根据地战胜严重困难起到了关键作用。刘少奇在山东四个月间，初步建立了政治军事统一领导中心，有力推动了山东减租减息运动的蓬勃开展，妥善解决了抗协问题。在此基础上，根据党中央1942年“九一决定”，1943年3月，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山东分局为最高领导机关，朱瑞任书记;9月朱瑞赴延安，罗荣桓接任书记;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与山东军区合并为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任司令员兼政委;在随后进行的根据地第三次精兵简政中，主力部队实行地方化，第一一五师、山东纵队番号撤销，部队统一整编为13个主力团，新的山东军区下辖6个军区、16个军分区。思想认识的提高和统一，党政军领导体制、机制的重大调整，使山东抗日根据地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面对严峻形势，山东党组织团结带领山东军民，以坚韧不屈的英雄气概，全力投入到残酷的对敌斗争中，粉碎了日军一次次的“扫荡”，反“蚕食”、反封锁斗争如火如荼，创造出了“翻边战术”、地雷战、麻雀战、武工队、反伪化等多种斗争形式，涌现出马石山十勇士、地雷大王于化虎、冯旭臣“一门忠烈”、沂蒙红嫂群体、劳动英雄郑信等英雄群体和个人，在山东敌后铸起了一道真正的铜墙铁壁。不懈顽强的坚持斗争，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1943年春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根本转折，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逐步丧失战略主动地位，被迫在中国战场收缩兵力。国民党集团也着眼于战后战略布局，开始调整敌后战略部署，决定派李仙洲率嫡系第九十二军由皖北经冀鲁豫边区入鲁，调于学忠部出鲁整训，企图控制山东这一敌后战略要地。李仙洲部于1942年底进入湖西地区，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其前锋刘春霖部孤军深入至鲁南地区。于学忠部经日伪军不断打击，实感难以为继，1943年7月决定放弃鲁中、滨北阵地，与牟中珩为省长的山东省政府一起即行离鲁。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山东分局、山东军区报请中央批准，决定采取“拒李送于”方针，在冀鲁豫军区部队有力配合下，于7月至9月在湖西、鲁西南、鲁南进行反顽作战，李仙洲部损兵折将，退回皖北;山东军区乘胜发起攻势，基本控制了沂鲁山区和诸(城)日(照)莒(县)地区，打通了鲁中、滨海、胶东各战略区的联系。这一重大战略行动，使山东境内再无国民党主力部队，三角斗争态势发生重大变化，党领导的根据地军民开始独力支撑起山东抗战的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