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抗日根据地与党的作风建设(4)

　　1937年9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正式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同年11月至次年1月一度改称陕甘宁特区政府)，下辖23个县，人口约150万，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总后方。在政权建设上，边区起始便实行普选。凡年满18岁者，不分种族、阶级、党派、性别、职业、宗教信仰，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村级基层政权，系直接选举产生。鉴于农民大多不识字，无法填写选票，便采用“掷豆子”方法，在几名候选人身后各放一只空碗，选民投谁就把豆子掷进谁的碗内。各级议会(1938年11月改称参议会)和政府、司法机关，通过间接选举产生。1939年初，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选出正副议长、边区政府正副主席等。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提出要把边区建设成为“抗战的堡垒”和“民主的模范”。朱德感慨地说，在中国，由议会选举政府，决定施政方针，边区是第一个。1940年3月，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规定政权机关的人员构成采用“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非党员的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1/3。这与国民党搞独裁统治形成鲜明对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政治的诚意，以及政治上的胸襟与自信。中共中央强调，党在政府工作中的领导地位和优势，是靠政策的正确、党员的模范作用和人民的拥护来实现的。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意见的开明绅士李鼎铭被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在党外人士中产生不小反响。

　　通过先行探索与实践，陕甘宁边区成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成为全国政治上最进步的地方。在边区的示范和带动下，各敌后根据地也纷纷实行民主政治，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敌后抗战，中国共产党依靠的主体力量依然是农民。如何既保障贫农的经济利益，同时又不排斥地主、富农，不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相冲突，是一个两难问题。中共中央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在抗战之初便废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随后决定实行减租减息政策。1939年冬，各根据地相继开始实行减租减息。减租采用“二五减租”之法，将原来的租额减少25%;减息的办法是规定年利率一般为1/10，上限不得超过一分半;其余杂租、劳役和各种高利贷一概取缔。减租减息减轻了贫农所承受的封建剥削，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极大调动了其生产和抗日的积极性;同时又兼顾了地主以及富农、中农的利益，有利于联合他们一致抗日。贫农交租，地主纳税，则使粮饷不致有涸辙之忧。

　　中国共产党关心民间疾苦，重视倾听群众呼声。1940年冬，时值华北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展开报复性“扫荡”，国民党政府却不顾大局，完全停发八路军的粮饷、弹药、被服，并调集几十万大军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切断外界对边区的一切援助。1941年，为解决边区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供给问题，中共中央发行了500万元公债，并将当年征收公粮的总额定为20万石，比上年的9万石增加一倍多。这引起边区民众的不满。某日，边区政府在雨天开会，在座的李县长遭雷击身亡。有个农民就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毛泽东经调查，得知有些老百姓因公粮太多不高兴，便阻止保卫部门将此事作为反革命事件处理，并抱着反省的心态研究政策。李鼎铭提议精兵简政后，中共中央欣然采纳，于1941年12月发出精兵简政指示，并明确规定各根据地脱离生产的人员不得超过总人口的3%。毛泽东将之称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陕甘宁边区先后三次精简。所谓精兵简政，就是本着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反对官僚主义这五个目的，压缩主力部队充实地方武装，精简指挥机关人员充实连队，同时压缩政权机构，将精简下来的干部充实基层。通过精简庞大的机构，各抗日根据地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顺应了困难时期的战争环境，同时减少了消费性支出，从而减轻了财政压力，休养了民力。各敌后根据地依照中央指示，也纷纷落实精兵简政。